本 文 约 52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临行前，毛泽东思绪万千。他留下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位于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东山街道书院路1号的东山学校，始建于1895年的“东山精舍”，是湖南较早的新式学堂，其后多次更名。1910年秋至1911年春，毛泽东在此就读，其时名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简称“东山高等小学堂”）“愿嘤鸣以求友”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在沉闷而躁动的中国，这本杂志迅速聚集起大批先进青年，毛泽东便是其中忠实的追随者。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上课和阅报，看书、谈话、思考都离不开《新青年》。他常将文中精辟之处整段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研读。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与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黎锦熙阅后在日记中感叹其“大有见地，非庸碌者”。随着认识的提高，毛泽东深感“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意识到，要改造中国，首先就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名字繁体字的笔画数）的名义，发出一则《征友启事》，大意是：今日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并指出征求的青年朋友要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为国捐躯，“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更名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稿，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篇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手稿通过张贴《征友启事》，毛泽东果然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很快，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趣相投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也包括一些已毕业的校友以及罗章龙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深切忧虑着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经常结伴讨论国事，探索真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劈波斩浪的豪情中，毛泽东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正是他们那一代年轻人昂扬向上、无畏前行的真实写照。这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打算组建一个团体，得到大家普遍响应。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其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这里汇聚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毛泽东青年时期在这里求学、执教以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长达8个春秋，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寓居的刘家台子“沩痴寄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书农、何叔衡、邹鼎丞、罗章龙、陈昌、张昆弟等十几人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这个新成立的革命社团，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和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以“新民”为会名。“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是一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充满着求知、发展、创造和开发精神。学会成立仅两个月后，毛泽东和大部分会员便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求学、求知、求真理的心依然炽热，但黑暗现实中的前途又显得十分渺茫。恰在此时，他们从原湖南第一师范教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处获得消息：法国政府正在中国招募工人，曾经留法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正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迅速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新民学会成员和其他知识青年，且认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大力向外发展。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等24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乘船离开长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新民学会旧址蔡和森故居“沩痴寄庐”，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周家巷2号。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这里聚会，宣告成立新民学会最初，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多散居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城内外的会馆里，毛泽东则住在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杨昌济家，大家每天起早贪黑，来回奔波，非常疲惫，学习和商量工作都十分不方便。为便于联系与学习、讨论工作，毛泽东提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和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8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挤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谁要想翻个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生活十分清苦。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很大，10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和蔡元培校长的同意，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工资每月只有8块钱，但不仅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用，而且他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他时常向李大钊请教，参加各类新思潮的研讨活动。在这里，他结识了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广泛接触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后，经过反复的比较与甄别，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蜕变，“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首次到京后暂住的杨昌济寓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从湖南迁居此地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去法的青年，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就和吴玉章等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29日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青年出国，自己却留在国内。对此，他解释道：“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除根植“本土”的想法外，新民学会对他放弃留学的决定也有影响。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他们需要有人“走出去”，更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本土根基。毛泽东认为，“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就“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会员们出国留学，他积极支持，但他并不主张大家一窝蜂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他认为，新民学会的同志们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每一个地方应该去一个或几个“打先锋”的人，他们的使命是“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湘江的怒吼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实践体验回到长沙。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湖南积极响应。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深入长沙各校散发传单，发动青年学生投入斗争，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毛泽东在繁忙的组织工作中，常挤出时间向学生与群众发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他的演讲最能赢得听众的掌声。五四运动后，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一致推举毛泽东担任主编。筹办期间，毛泽东一人身兼数职，既是主编，又包揽了写稿、编辑、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7、8月间正是长沙酷暑时节，在简陋的宿舍里，他与蚊虫为伴、与汗水为伍，满怀激情地奋笔疾书。为节省时间，他经常工作至天明，早晨连洗脸吃饭都顾不上，便匆匆赶往教室上课。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在长沙问世。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豪迈地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宣言中，他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六不怕”：“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号。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提议并创办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报。虽然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约一个月，却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该刊文字通俗而激情四射，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创刊号及后续各期的40篇文章，占总稿件数的40%以上。其中，连载于第二至第四号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影响最为深远。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巨大力量，其思想开始从纯粹的精神探讨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整个社会的改造。这也成为他后来一生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源头。文章中，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满怀憧憬地预言：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结尾，毛泽东更是大声疾呼：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然而，这股新生力量很快遭遇旧势力打压。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小样刚刚打出，湖南军阀张敬尧便出动大批士兵，砸毁印刷机，烧毁报纸，以暴力手段将其查封。《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大约一个月时间，却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当时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报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而任弼时、郭亮、向警予、夏明翰、萧劲光等很多当时的进步青年，都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为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并争取舆论支持，他在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布百余份驱张新闻稿，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这些大多出自毛泽东手笔的稿件，被《申报》 《益世报》等大报采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3个月后，张敬尧终被逐出湖南，毛泽东再次以笔为剑，取得斗争的胜利。1920年1月18日，青年毛泽东与部分“辅社”成员在陶然亭慈悲庵商驱张对策，会后在一棵古槐下合影。左四是毛泽东，左七为邓中夏。“辅社”是“辅仁学社”的简称，取《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更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多次前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正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他们坦诚交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毛泽东后来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启发下，毛泽东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跨越。他坚定地表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20年7月，毛泽东返回长沙后，首先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把他在北京、上海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以新思潮的影响推进革命运动。如何使传播新文化更有效果，他认为，莫过于要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业。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不仅争取到他们的投资，而且扩大了书社的影响，成为联络各界的纽带。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书社购销书籍的品种越来越多，经营了近300种书刊报纸，比如《新青年》 《劳动界》等，销售火爆。这些革命进步书刊，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各地，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文化书社表面上是一家公开营业的新式书店，实际上还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党的创立时期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新民学会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文化书社内开展，由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也在这里成立，外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给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信亦多由书社转交。文化书社犹如一座灯塔，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湖南各地，更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组织基础。长沙文化书社旧址，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56号，是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湖南早期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了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同年，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收到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从上海发出的中共一大参会。通知以“平信”方式投递到长沙文化书社，内容使用了隐语，大意是要湖南推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随信还应允发200银圆的路费（先由各地代表垫支，到上海补发），毛泽东遂邀何叔衡一道前往。6月29日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赴上海。他们从小西门湘江轮渡码头下船，趁暮色登上了开往洞庭湖入长江的小火轮。为了保密，他们行色匆匆，行踪隐蔽。仅有的几个知情人之一、何叔衡的挚友谢觉哉在三十年后撰文补述：“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毛泽东同志故居，位于湖南湘潭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此，在此度过童年与少年时光。故居坐南朝北，为土木结构“凹”字型湘中民居，建筑面积472.92平方米参考资料 ：《毛泽东早期文稿》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高菊村、刘胜生、陈锋、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张军锋《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实》周小李、曾长秋《初心从这里萌发》彭晓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八年岁月》蒋建农《毛泽东的行与知》彭岗《毛泽东：勇担建党大业的一代伟人》余焕、张慧娴、王梁《论青年毛泽东的奋斗观》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7月上，原标题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恰同学少年 ：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求索》，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5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青州博物馆，一具蜷跪在墓底的人骨，意外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有人惊叹于它的“袖珍”，有人揪心于它背后的身世，甚至吸引了不少人专程跑一趟青州，就为看它一眼。那么，这个蜷在墓底的小小身影究竟是谁？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又神秘的王朝……始作俑者其实，这枚微型骷髅只是博物馆中墓葬结构展示图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向参观者展示墓葬形制，整个墓葬模型都经过了等比例缩小，这才使这具墓底的骷髅看起来如此袖珍。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墓葬，竟然能修建得如此宏伟？模型所展示的墓葬，实际为青州市境内的“苏埠屯一号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除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殉葬人数最多的商代墓。虽然曾遭受盗掘，但遗留的陪葬品依旧十分丰富。其中有一件以镂空兽面作为装饰的青铜钺，上面出现了“亚醜”的族徽，因此学界推断其为商代方国“醜”的高级贵族墓葬。苏埠屯M11平、剖面图。来源/《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1989从墓葬形制、葬俗及陪葬器物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深受商文化影响、却又独有特色的地方族群。墓葬采用了商王朝国君才会使用的、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制，大量陪葬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也与商墓中器物几乎没有区别；墓葬采用木制棺椁，葬具亦与商墓一致。正由于苏埠屯大墓与商墓的高度一致性，有学者推测墓主可能为商王朝派往此地征伐东夷的高级军事将领。不过即便在殷墟王陵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也仅见于王一级别，因此苏埠屯大墓的主人身份似要比高级军事将领更高一些。除与商文化高度相似之外，苏埠屯大墓所属的“亚醜”族群还保留有一些自己的特色。首先就是对方形青铜容器的偏爱。在目前有记载的45件“亚醜”容器中，有近一半都是方形器；其中传世数量极少的方爵，“亚醜”器中却足足有4件。其次是非常重视兵器。比如“亚醜钺”，就是一件证明墓主人身份之尊贵的青铜兵器。虽然在今人看来，钺上透雕的面孔莫名有种丑萌的可爱，但在当时，这可是武力值和兵权的象征。同遗址的其他墓地中，也陪葬有大量青铜兵器。亚醜钺。值得说明的是，亚醜钺出土于青州苏埠屯大墓，但原件现藏于山东博物馆。来源/山东博物馆对于历史和考古学界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相识。由于墓葬遭受过盗掘，在苏埠屯一号墓发掘之前，传世文物中就有许多刻有亚醜铭文的青铜器。甲骨文中，也出现有与墓葬青铜器上的“醜”字相似的字符。在苏埠屯大墓被发现后，学界有关“醜”这个族群及其方国的研究进一步丰富。有学者通过同一器物上同时出现“亚醜”和“亚旨”的符号，推断“旨”是“醜”简化后的符号形态，由此将甲骨文与青铜器上出现的含有“旨”“亚旨”的文字，同这个神秘方国联系了起来。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得知，醜国——也可以被称为旨国——是一个臣服于商王的东方方国，与商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许多旨国女子都嫁到了商王朝内部，她们向商代的太子进送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器物上留下了含有“者姤”和“亚旨”的铭文。这里的“者”，就是“诸”的意思；“姤”则是女子；“亚旨”是族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亚旨的各位女子”。除了与商王朝的交流外，旨国与其他族群，如“杞”“进”等，也有婚姻往来。旨国内部还设有官员。有一件名为“亚旨媰铙”的青铜器，上面铭有“媰。亚旨”的铭文。在甲骨文中，“芻”这个字形多表示放牧的意思，继而引申为主管畜牧的官员，因此这件铙应当也属于旨国的畜牧官员。有趣的是，铭文在“芻”字旁边，还多了一个女字旁，似乎说明这位旨国主管畜牧的官员是一位女性。亚铙，即某位亚级贵族所作的铙（打击乐器）。来源/故宫博物院还有学者通过苏埠屯一号墓的位置，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推测“亚醜”族就是《左传》中记载的“蒲姑氏”，亦即《汉书》中记载的“薄姑氏”。周武王灭商后，作为商王朝重要方国的薄姑氏不服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派出了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与霍叔治理此地，三人因不满周公摄政（一说没有霍叔），非但没有替周王朝收服此地，反而与当地的薄姑氏首领勾结，打着纣王之子武庚的旗号反叛，最终被周公镇压。从这段史事也可以看出，苏埠屯此地的族群与商王朝联系极深。周公东征、平定管蔡之乱后，薄姑氏逐渐湮灭，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齐国的一部分。从种种历史遗迹中可以看出，苏埠屯大墓所属的醜族（旨族），是一个与商王朝往来密切、深受商文化影响的方国，其首领地位十分尊贵。在属地内，醜族创造了相当灿烂辉煌的文明，有极高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且重视军事，国力强盛。但在我们讨论这座大墓的主人及其所处时代时，却依旧忽视了那个问题：这个蜷缩在墓葬底部的小小骷髅，究竟是谁？其无后乎小骷髅所处的位置为墓葬的奠基坑，处在墓葬最底层。这是一处在墓葬最底层的“奠基坑”。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大型工程中利用人作为牺牲品进行奠基祭祀的现象。这种仪式发展到商朝，已经非常成熟。多座商代大墓中均见有使用人牲来奠基的情况，对人牲的性别、年龄都有一定的习惯，儿童、少年被普遍用于奠基中。这具小骷髅的身形也相对幼稚，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其形态为向北而跪，头微低，肩上掉落有一枚骨簪。青州博物馆小骷髅。来源/青州博物馆从其姿态来看，小骨骼应为死后殉葬，且在被掩埋入地下前，还被精心打扮过，用骨簪挽起了头发。针对这种原始的奠基仪式所选用的献祭人身份，学界一直有各类不同猜测。有些学者认为被献祭者可能为家庭的“长子”，原因是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社会伦理观念尚未完全建立，一个女性与男性结合后生下的长子，不一定属于父系血缘。但更多的观点还是认为，被献祭者应为战败后被俘的奴隶。虽然在农忙时，这些俘虏可以被当作劳动力使用，但一般大型工事的修筑多在农闲时期，这些俘虏便只是消耗粮食的无用之物了。这时将部分俘虏用于祭祀，不仅可以显示对神力的虔诚，还能减少人口供养压力。作为一个重视军事、国力强盛的部族，“亚醜”家族自然不缺可供祭祀和陪葬的奴隶。实际上，在整座苏埠屯一号大墓中，一共殉有48个奴隶。就在小骷髅正上方的腰坑中，还殉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的死状相比于小骷髅更加悲惨。他的头和上身均被挤碎，膝盖以下腿骨折断，人头前残有木桩的痕迹，疑似是被拴在木桩上，活活殉葬的。除了这两具掩埋在墓葬最深处的人牲外，在墓葬门道北部，还杂乱堆放着24个人头骨。这些人头骨的处理非常粗糙，有些头骨上还残留有部分颈椎骨，极有可能是为了殉葬临时杀死的。再往深处走，还有13具完整殉葬的骨架，其中6具尚能整齐排列，余下7具因门道狭窄，只能胡乱堆叠一起。从身高和牙齿判断，这13具骨架皆为儿童。殷墟西围沟发掘点的人坑。来源/《中国文物报》由于“人祭”“人殉”现象的存在，商王朝在后世眼中，一直是一个神秘且血腥的时代。苏埠屯一号墓可以说是对这种神秘和血腥的直观展示。狰狞的镂空人面钺之下，是一具又一具死状随意的殉葬尸首。但事实上，将人作为祭品的做法，并非商文化独有，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两河流域，还是古埃及，都出现过使用人殉和人牲的现象。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用这种手段凸显自己身份的尊贵，且这种殉葬还多与原始宗教和信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贵族的身份变得理所当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升，这些被用于祭祀和殉葬的奴隶不再只是一种人口负担，而成为一种珍贵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残忍的“人殉”“人牲”现象自然渐渐消退。代替活生生的奴隶埋入地底的变成了泥土塑造的人偶，人们在幻想中展现与生时相近的生活。参考文献：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J].文物,1972,(8):17-30.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J].考古学报,1977,(2):23-34+161-162.王进锋.亚旨铜器、苏埠屯一号墓与小臣旨[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12):62-71.王艺霖.早期国家阶段墓葬中人殉、人牲比较研究——以两河流域和中国为例[J].南方文物,2023,(4):238-24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潇湘水冷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2023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来华访问，在中外记者采访中，他一句真挚的发言引发广泛热议：“李陵的血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中国永远是我们的兄弟。”这句话并非刻意迎合的外交话术，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历史攀附，而是吉尔吉斯民族代代相传的集体历史认知的现实反映。让我们回顾历史，一同体会西汉名将李陵与吉尔吉斯人跌宕绵长、生生不息的千年缘分。李陵悲歌：从汉朝名将到漠北故人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飞将军”李广之孙。他“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作为李广之后，李陵少年时便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因此受到汉武帝的器重。  天汉二年（前99）的浚稽山之战，是李陵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是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攻打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命李陵“为贰师将辎重”。李陵不愿与外戚李广利合作，于是主动请缨，率领五千精锐步兵孤军深入漠北，直捣单于庭。这番豪言壮语打动了汉武帝，他同意了李陵的出兵计划。李陵所部深入到匈奴腹地浚稽山后，意外遭遇八万以上匈奴主力骑兵合围，战局瞬间陷入绝境。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李陵没有选择溃逃，而是指挥将士依托地形结阵抵抗，连续鏖战数日，斩杀匈奴万余人，最终因箭矢耗尽、后援断绝而被迫投降。远在长安的汉武帝听闻投降消息后震怒不已，加之误信奸臣的谗言，下诏诛杀李陵全族。汉匈骑兵对峙雕塑，再现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漠北、遭遇匈奴主力合围的战场态势。来源/宜昌博物馆汉武帝的一纸灭族圣旨，彻底斩断了李陵的归汉之路。故土亲人尽数离世，家国牵挂彻底落空，李陵只能被迫永久留在漠北草原。匈奴且鞮侯单于十分赏识李陵的军事才华与忠勇气节，非但没有因降将身份轻视他，反而将女儿许配给他，并册封其为右贤王。元平元年（前74），李陵客死于匈奴。关于李陵的后代，史书语焉不详，只记载其有一子曾扶立乌籍单于，参与了匈奴的“五单于争立”。在这场大混战中，李陵之子与乌籍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所杀，其子孙则很可能投靠了与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此后，据《汉书·匈奴传》记载：（郅支单于）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郅支单于不敌呼韩邪单于，被迫远遁西域，定都于“坚昆”。此地位于叶尼塞河支流阿辅水、剑水之间，即如今叶尼塞河上游、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带。这里既是汉代坚昆部族的聚居地，也是后世黠戛斯人、现代吉尔吉斯人的祖居发源地。而吉尔吉斯人，正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在中国境内则属于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柯尔克孜族。匈奴王鹰形金冠，匈奴王庭权力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象征。来源/内蒙古博物院自此，李陵的后裔正式扎根于此地，开启了与当地部族深度融合的岁月，后来甚至有改姓为右坚昆者：“黠戛斯右坚昆氏，与居贺兰山下，皆自云陵后。”这一跨境同源的民族根基，为中吉两国跨越千年的友好情谊，筑牢了最朴素、最坚实的人文底色。黠戛斯：千里归唐叙同宗 坚昆作为一个族群虽然诞生已久，但魏晋以来，鲜卑、柔然相继兴起，丝路北道受阻，加之同中原地理相距遥远，交往中断，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才以“契骨”和“黠戛斯”之名重见于中原史籍。如史书称突厥“东灭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立于759年的突厥文《磨延啜碑》则记载，有“黠戛斯汗在曲漫山”，所指均为坚昆。唐人得知“黠戛斯”这一名称，是从回鹘处转译而来。《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后狄语讹为黠戛斯，盖回鹘谓之。”而对于黠戛斯的含义，目前仍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意指雄伟山川，也有学者认为是山中游牧人的意思，等等。被突厥人征服后，坚昆并未甘于臣服，史称“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和其他部族联合起来，对突厥进行反击。隋朝开皇二年（582），突厥南下侵隋，黠戛斯乘虚攻击。史载：“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沙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这位“纥支可汗”即黠戛斯可汗。突厥衰落后，漠北薛延陀汗国兴起，黠戛斯转而臣服于薛延陀。突厥石人立像，突厥时期草原遗存。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公元7世纪中期，在唐朝的打击下，突厥和薛延陀相继衰亡，于是黠戛斯遣使入唐，“（贞观）十七年（643），坚昆遣使贡貂裘及貂皮”。贞观二十二年（648），黠戛斯国君失钵屈阿栈亲自入朝，受到唐太宗的盛情相待，随后唐朝设坚昆都督府，隶属于安北大都护府，将其正式纳入羁縻统治体系。自此，黠戛斯成为唐朝的藩属，为大唐镇守北疆。根据唐人记载，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戛戛斯”。由此可推测黠戛斯的族源有三种可能：一是欧罗巴人，二是杂丁零，三是李陵苗裔，故黠戛斯可能是由白、黄两系人种通婚融合形成。黄色人种被称为李陵苗裔，足以证明李陵一脉在漠北部族中深远且稳固的影响力。这一鲜明的族群特征从汉代延续至唐代，历经数百年迁徙与融合依然清晰可辨。中原汉人的血脉融入坚昆本土部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坚昆族群的人口结构，为这片西域的土地，深深烙下了华夏印记。武周长寿二年（693），安北大都护府由漠北迁至漠南塞上，坚昆都督府宣告终结，前后共存在45年。当然，这并不代表唐朝与黠戛斯的关系终结，两者反而成了“同宗”：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黠戛斯已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故遣使者达干奉主来归。唐章怀太子墓《客使图》，蕃使入唐朝贡场景。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唐朝与黠戛斯之间的同宗关系正是经由李陵这个共同的“历史纽带”而形成的。这是因为，李唐皇室源自陇西李氏，而李陵作为李广之孙，同样隶属于陇西李氏宗族。黠戛斯人以李陵之后自居，便与李唐皇室同出一源，从而攀附为同宗。当然，这种同宗关系更像是一种经过双方认可的政治身份叙事，为双方的关系赋予了一层亲缘色彩。有唐一代，黠戛斯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唐武宗会昌五年（845），黠戛斯击灭回鹘，唐朝正式遣使册封黠戛斯首领阿热为宗英雄武明诚可汗，承认其主宰漠北，黠戛斯的势力发展到巅峰，可惜仅维持十几年便如昙花般凋谢。千年迁徙仍守初心10世纪初期，契丹逐渐兴起，黠戛斯臣服于契丹，被称作“辖戛斯”。女真建金后，称黠戛斯为“纥里迄斯”。元代时，黠戛斯人在我国史籍上被称为“乞儿吉思”“乞儿吉斯”或“吉利吉斯”等。明清时期，黠戛斯后裔经历了一系列的大动荡、大迁徙，最终定居于中亚伊塞克湖、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后演变为吉尔吉斯人。清代称他们为“布鲁特”，意为“高山牧人”。1916年，不堪奴役的吉尔吉斯人奋起反抗沙俄。失败后，一部分人翻越天山，涌入中国新疆境内避难定居，逐步繁衍为如今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唐代贴金彩绘甲骑具装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黠戛斯人定居中亚之后，经历了彻底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变革。关于李陵这位华夏先祖的传承，并没有随时代迭代消亡，反而历久弥新，成为吉尔吉斯民族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1991年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建国。建国之初，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着国家凝聚力薄弱、民族身份模糊等严峻问题，亟需一套全民共通的文化符号凝聚民心，整合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吉尔吉斯斯坦选择深度挖掘李陵与吉尔吉斯民族的同源渊源，将吉尔吉斯民族的起源与中国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至今仍有“中国”部落的存在，部民多半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著名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便出自该部；另一方面，许多吉尔吉斯人本就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亲近感，如该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曾多次积极评价历史上中国与吉尔吉斯人的亲近关系，许多人也把出生于碎叶的唐朝大诗人李白视作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共同骄傲。因此，在吉尔吉斯民族中流传上千年的“李陵后裔、同宗华夏”的历史记忆，就变成了能稳固国家认同的“文化黏合剂”。扎帕罗夫总统所说的，“李陵的血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中国永远是我们的兄弟”之语，正是由此而来。实际上，历经两千年迁徙、融合，现代吉尔吉斯人的血统早已兼容多重基因，几乎不可能与李陵有多少关系，但连接不同民族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样成为跨越时间与地域的文化纽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建的中吉乌铁路。来源/纪录片《中国缘》李陵与吉尔吉斯人的缘分，早已超越了个人血脉传承的狭义范畴，成为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化图腾与精神符号。从汉代血脉初融、唐代认亲结盟，到近代守望同源、现代携手共进，这段历经战乱、迁徙、岁月洗礼的千年羁绊，历久弥坚。 参考文献：（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崔明德：《李陵·拓跋氏·黠戛斯──兼论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薛宗正：《黠戛斯的崛兴》，《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赵善庆：《黠戛斯人：叶尼塞河流域文明的开创者》，《中国民族教育》2019年第1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戈雨 彦文“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最近，又有专家建议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理由听上去很亲切：英语太难，耗时太多，许多人学了十几年，见到外国人仍只会一句“Hello”。如果把这番话送回一百年前，大概会收获一片掌声。因为那一代学者，也没少被外语折磨。只不过，他们鼓完掌，多半还要低头接着背单词。01　别把大师想得太轻松，他们也被英语收拾过杨振宁刚学英语时，觉得自己“英语念得很难听”，只敢小声读。父亲偏不许，要求他每天至少大声朗读十分钟。陈省身后来开过一句著名的玩笑：“我中英文都不好，又不会做实验，就只好做数学了。”听着像凡尔赛，细想却很诚实：大师也有自己的短板，只是没有拿短板当退路。蒋梦麟在《西潮》中承认，自己读了两年英文，“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这大概是民国版的“阅读八级，开口哑火”。数学家陈己同的回忆更有画面。她说：“我念得最失败的是英文课。”老师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她“怎么也读不懂这本书”；转头一看，邻座万家宝却“面无难色，应对如流”。那个万家宝，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曹禺。郑超麟更干脆。他在学校用对付不及格课程的办法对付英文，还赌气想过：“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这话放到今天，评论区里大概能收获不少点赞。吴宓赴美前也不淡定，在日记里写：“深恐英文程度不足，将来上课恐不无难处。”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生活，只用一句话便说出了学生的共同压力：“最吃紧的两门课就是数学和英语。”轮到季羡林，材料却出现了意外。原本想找他抱怨英语，可靠回忆里却只找到他怀念儿时夜课，说那段经历“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看来学霸和普通人的痛点，确实不完全相通。02　越是外语高手，吐槽得越具体胡适和蒋梦麟把第一道坎说得很朴素：“学外国语须要经过查生字，记生字的第一难关。”林语堂是公认的英文高手，照样承认背词这件事“不但不可能，且也可不必”做到百分之百；他还说，学英语的人常患一个毛病：“辞字缺乏，不能达意。”朱光潜说得更不客气：“其实阅读就是一个难关。”而从阅读走到翻译，又是“一个更大的难关”。鲁迅也公开承认：“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他还解释，自己之所以不敢翻译某些世界名著，正是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傅斯年则提醒年轻译者：“翻译不是容易干的”，外文程度过线还不够，还得真正懂所译的学问。严复感叹西方新概念太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梁启超索性总结：“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从背生词到开口，从阅读到翻译，从翻译小说到翻译新思想，每往前走一步，都有新的难处。那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一部“英语轻松学”，而是一部大型受难实录。03　反转来了：他们一边抱怨，一边没停杨振宁嫌发音难听，还是每天朗读；陈己同听不懂英国文学，后来把落下的功课一点点补了回来；朱光潜入学时英文、数学不及格，后来却长期从事西方美学研究和翻译；鲁迅说自己英文不够，仍把大量域外文学和理论介绍到中国。最适合给这场争论收尾的，是何炳棣。他谈学习经验时说：“英语非下功夫不可，这是没办法的事。”后面又补了一句：“英语就够我们用的了，不过要下功夫去背。”这便是那一代学者给出的答案：英语确实难，学得不好也并不丢人；但“难学”从来推不出“不必学”。英语在高考中占多少分，是否应当分层考试，怎样减少机械刷题，当然可以讨论。可若因为许多人暂时用不上、学得痛苦，便把它从普通教育中不断往外推，最先失去系统学习机会的，往往不是有能力请外教、读国际课程的家庭。一百年前的学者比今天的人更懂外语的苦。他们没有把门拆掉，而是一边骂门槛高，一边搬来梯子。考试可以改革，英语教育也必须改革；但不能因为窗户难擦，就劝年轻人少看一眼世界。参考文献1. 央视网：《杨振宁对重庆学生讲成长之路：小时候常被欺负》，2009年9月8日。2. 刘健：《陈省身传（17）》，《天津日报》，南开大学新闻网转载，2021年8月5日。3. 蒋梦麟：《西潮》，相关段落见“初到美国”部分。4. 陈己同：《90年前，我做南开大学学生时》，《海外南开人》总第144期，2019年，第28页。5.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我的中学生活”章。6. 吴宓：《吴宓日记》第一册，第48、132页；相关引文见《大学者吴宓，是如何学英语的？》。7. 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 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译著书目》。9. 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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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嘉靖三年（1524）七月，明世宗朱厚熜诏谕礼部，更定其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去除“本生”之称，是为“大礼议”事件的成果。对旁支宗室入继大统的朱厚熜来说，这不仅是出于对亲生父母的“孝心”，更是少年天子与先帝旧臣的政治博弈。借“大礼议”之事，朱厚熜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权，培养了忠于自己的朝堂势力，步步为营地将自己的亲生父母上帝后尊号。影视剧中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朱厚熜本以为大局已定，下朝后便来到文华殿斋戒，忽然紫禁城中闻得哭声震天，竟有两百余名文官聚集在左顺门外伏阙“哭谏”，让皇帝收回成命。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左顺门案”。此案之中，除了为首的杨慎、丰熙等名臣外，还有负责监察的御史和给事中五十余名。那么，到底是谁，给予这些地位不甚尊贵的御史和给事中这么大的胆子，连皇帝都整得下不来台呢？太祖皇帝亲手编织的衣裳明代的御史和给事中都属于言官，是谁给了言官“欺负”皇帝的权力？答案有二，一是中国自秦代以来的监察传统。自秦以来，监察官员一直是中国职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御史大夫司职监察，位列三公之一，与主管行政的丞相和主管军事的太尉并列，位高权重。东汉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并称“三独坐”。自南北朝后，御史台成为由皇帝控制的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历代承袭之。元代御史台与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省和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枢密院鼎足而立。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初，职官承袭元代，御史台与中书省、大都督府并列，地位尊崇。答案之二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历代王朝草创之时，规章制度无不是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再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明代监察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为主，主要是因为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同时对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也大为不满。盛怒之下朱元璋干脆废除了御史台，新立都察院。同时，在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加重了六部的权力，为了加强对六部的监察，朱元璋设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六部。所以，这些敢于“欺负”皇帝的言官，实际上正是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加之于历代明朝皇帝身上的，那么，他们又有怎样的权力呢？明代腰牌，牌正面竖刻篆书“给监察御史王忬佩”。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六科给事中监察的是中央六部，而六部之外的中央机构则由御史负责，除了监察中央外，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派往地方，监察地方事务，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电视剧《庆余年》中，穿越而来的主角母亲创立的鉴查院作为皇帝直属的机构，号称“监察天下”，明代的言官们实际上也不遑多让。给事中与大部分御史品秩虽低，但是权力极重，中央与地方上的事务都受其监察，作为言官，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给事中连皇帝的权力也可“封驳”，所谓“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除了监察之权，这些言官还可以参加甚至发起廷议，讨论军国大事。同时，明代言官的数量也是历朝之最，根据《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一文统计，明代言官的编制达到209名，是西汉和清朝的3倍、元朝的5倍、唐朝的6倍、宋朝的15倍，位居历朝之冠。万历《大明会典》所载御史獬豸补子图样，獬豸象征监察官辨奸斥邪的职责。来源/故宫博物院开始是“贴心袄”为什么朱元璋要如此设计呢？主要是想加强对群臣的监督和大政决策正反意见的补充。可以说，在明代中前期，言官堪称明朝皇帝的心腹。朱元璋对元代吏治腐败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任用了一批正直贤能的言官，作为自己的耳目。并对言官的遴选提出了自己的标准，那就是“持身公正”，毕竟监察官员手握弹劾之权，虽然忠于朝廷，但如果心术不正，就会成为官员之间打击政敌的工具。洪武初年担任御史中丞的刘基、章溢等人都有恭谨、自律的特点。影视剧中的刘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来源/电视剧《朱元璋》这一标准也为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后世帝王所继承。朱棣强调“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同时，这些明初期的皇帝还喜欢任用老成持重的官员来担任言官，这是出于实际行政的考虑，因为言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具备政治眼光，避免为他人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担任言官也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定的资历才可以，这一点是明初帝王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标准遴选出来的言官，辅之以中央与地方相互配合，系统内部互不统属，相互监督的监察系统，既有效地扩大了监察范围，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权威。朱元璋设计的这一言官制度，当皇帝励精图治、虚心纳谏时，能帮助皇帝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在明前期皇帝多为励精图治的情况下，这一言官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言官不仅能不避权贵，而且有真才实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如洪武年间监察御史陶铸，正直不避权贵，在朝弹劾刑部尚书开济，外任福建按察使，则弹劾大贪污犯福建布政使薛大方，福建人民为之歌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永乐年间的给事中耿九畴刚正不阿，多次顶撞宰辅，外任淮南淮北转运使时，整顿盐务，后升任刑部尚书，成为一代名臣。洪熙年间，监察御史尹宗高巡按浙江等地时，整顿贪暴，成绩斐然，当时民谣说：“杀气稜稜尹丈夫，才丁四十便呜呼。明年若得重巡此，猾吏刁军种也无。”当然了，因为选择的是忠介之士，在言官眼里，皇帝言行如果不合适，也会犯颜直谏。根据明代《南京都察院志》记载，洪武年间，绍兴人周观政根据推荐升任监察御史。一天，周观政正在奉天门值守，一个太监带着一队女乐就要进入奉天门。奉天门是南京故宫的正殿前门，是皇帝接见大臣，商议国事之所，怎么能让太监领着女乐大摇大摆进去呢？周观政立刻上前阻止。太监向周观政说明这是皇帝的旨意，周观政还是不放行，太监愤愤不平，进入皇宫告状，没想到皇帝站在御史一方。太监出门对周观政说已经不用女乐，周观政还要皇帝的旨意才肯罢休，最后还是朱元璋亲自出门解释这些女乐是用于教习宫中庆典之用，并且表明自己知错了，周观政才肯罢休。影视剧中，劝谏朱元璋分封诸王的言官陈怀义。来源/电视剧《朱元璋》后来是“黑心棉”不过，正如前文所说，历代草创之时，规章制度无不是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再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制度运转时间长了，往往会产生新的问题。首先，合格的言官越来越少。按照早期选用言官的标准，既要忠介，又要老成，这样的人才在什么时候都是少数，明初尚有一批人选，到了后世，就难以弥补大量的言官空缺。而且，明代言官还有举荐问责制，要是被举荐的言官出了问题，举荐者也得连坐，其初衷当然是慎选言官。但随着满足条件的官员的减少，各地在举荐言官时也颇有顾虑，从而减少了言官的推荐。此外还有一层，那就是言官的要求极高，又要清廉公正、忠厚、精明干练、敢于任事，又要负责监察诸多的事务，但是，因为言官往往品秩较低，连带着俸禄也少，显然，大部分言官属于“钱少事多管得严”的职位。其次，言官群体颇具权力，自视甚高，《菽园杂记》记载，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部各司平移文件时，就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写得特别大来彰显地位，当时的兵部侍郎就写诗揶揄：“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自视甚高的言官，往往会发动对朝臣的攻击，进而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菽园杂记》明刻本书影。书中保存大量明代官场、言官群体的轶事记载。来源/北大图书馆第三，言官的操守日益丧失，甚至有言官为内阁学士献上壮阳药来谋求升迁，让人大跌眼镜。到了明中后期，监察体系逐渐崩坏，诸如正直言官被打击，言官群体抱团攻讦的情况屡屡发生，俨然就是“黑心棉”了。明代宗朱祁钰在土木堡之变后被扶上皇位，同时，孙太后将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换言之，朱祁钰百年之后，帝位还是要传回朱祁镇一脉的。但是朱祁钰在坐稳皇位后，难免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景泰三年（1452），广西都指挥使黄𤦇被庶兄黄𤣾谋杀，黄𤣾为了脱罪（部分系统无法显示，乱码文字为：黄【王岡】，黄【王厷】，黄【王厷】），摸准了朱祁钰的心思，上书请求改立太子，朱祁钰大喜，就要群臣署名同意此事。名臣王直、于谦也是面露难色，而大部分官员都收受贿赂，赞同此事，没想到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还是当众反对此事，给朱祁钰难堪。影视剧中的朱祁钰和朱祁镇。来源/电视剧《女医明妃传》不光是朱祁钰，任何参与皇帝家事的言官都被打击。如大礼议之争，从朱厚熜的角度看，自己不就是要给亲生父母上个尊号吗？何必要给我找不痛快，还伏阙，哭给谁看？说起来，朱厚熜在即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其即位诏书中写道：“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有贪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纠劾，在外从巡按御史纠劾。”可是在大礼议事件中，朱厚熜对于言官集体“忤逆”自己的行为极为不满，在文章开头的左顺门事件中，有51位言官参与伏阙，在被廷杖而死的人中，就有给事中张原、毛玉、裴绍宗与御史张曰韬、胡琼。此后，朱厚熜刚愎自用，重用严嵩等权臣，而对言官进行疏远、打压，对言官施以廷杖等刑罚。根据学者统计，嘉靖一朝被治罪的言官达到两百余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嘉靖一朝的言官们有的仍然坚持铮铮铁骨，前赴后继对朱厚熜的荒诞行为进行劝谏。有的则干脆倒向权臣，有的明哲保身，闭口不言。影视剧中，大臣因谏言而被廷杖。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朱厚熜压制住了言官。到了他的孙子明神宗朱翊钧，就没这么“幸运”了。明神宗朱翊钧在亲政后，曾经也想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的“争国本”事件，却改变了这一路径。万历九年（1581），朱翊钧一时兴起，临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后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朱翊钧对王氏并不喜爱。万历十四年，受宠的郑氏为朱翊钧生下皇子朱常洵，自己也晋升为皇贵妃。但皇贵妃毕竟不是皇后，而朱翊钧的正妻王皇后并未产下皇子，因此虽然郑皇贵妃与王氏地位悬殊，两人的儿子却都是庶出，朱常洛还比朱常洵年长。在群臣眼中，朱常洛应该成为皇太子。但朱翊钧显然是想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导致言官群体的激烈反对。万历十四年二月，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重罚；同年四月，给事中胡时麟，御史孙维城、杨绍程再次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罚俸；万历二十年（1592），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御史邹德泳等十一名言官先后上疏要求批准朱常洛出阁读书，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科给事中王德完上疏要求保护皇长子，几乎被杖责至死。从朱翊钧的角度看，这些言官不仅不体察自己的意图，还抱团反对自己、沽名钓誉。偏偏他们口中还都是大道理，让自己又愤怒又无力。“争国本”事件最后以群臣的胜利告终，朱常洛成为太子。面对言官群体抱团“欺负”自己的行为，朱翊钧也深感疲惫，从此以后松懈朝政，日渐颓废。而此后言官群体则表现得日益激进，著名的东林党的主要成员就有很多是言官。在魏忠贤党羽编织的108名《东林点将录》中，在任言官就有55人，占据半壁江山。这些言官虽然坚持大义，但是难以挽救危局，反而让党派相争的局面愈演愈烈。朱元璋心中的“小棉袄”，最终还是蜕变成了后世子孙的“黑心棉”。《明伦大典》书影，嘉靖朝为定论大礼议而编纂，反映皇权与言官集团的冲突。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总的来说，明代言官制度从设立到演变，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兴衰过程。其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监察职能，以及后来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种种变化，都是明代官僚体制运转的一个缩影。参考文献：[明]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明天启刻本。[明] 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清]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刘祥学：《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刘长江：《明代科道官参与廷议之得失》，《川东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段颖惠：《明神宗朝六科给事中境遇之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胡长春：《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赵旭腾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9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近日，“子涵梓萱的时代已成过去式”话题，冲上热搜。还记得前几年，梓萱、子涵、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今年开学新风向悄悄来了，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占比明显下降。8月31日，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新生报到，2020年出生的孩子是其中主力军。翻开新的花名册，“皓荀”“瑾熙”“嘉煦”“商好”“乔川”“瑾瑜”“景行”……一年级新生们的名字大多源自诗词，好记又好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其实古人更是如此——从秦汉时期的 “食其”“去病”，到宋代的 “希孔”“尧卿”，再到明朝的“妙”字辈姑娘，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爆款名。先秦秦汉烽火中淬炼，祛病消灾的祈盼战国烽烟与秦末乱世，将“生存” 与 “忠义” 刻进了时人的骨髓，这两种诉求在人名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食其” 二字，在古音中与“异基” 相近，有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典故，大体就是后世“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意思，堪称先秦秦汉版的 “建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高频出现。陈留高阳人郦食其，年过六旬仍怀揣报国之志，当刘邦兵临陈留时，他拄着拐杖主动求见。面对刘邦的轻慢，郦食其以雄辩之才剖析天下大势，提出夺取陈留的妙计，最终助刘邦获得粮草辎重，为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史记》载他“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却始终坚守 “士为知己者死” 的信念，后来在出使齐国时，因韩信突袭齐地，为保全信义慨然赴死。 刘邦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楚汉传奇》同在刘邦阵营的审食其，早年侍奉刘邦之妻吕雉，在刘邦征战天下时，始终随侍吕雉左右，深得信任。汉高祖六年（前201），审食其被封为辟阳侯，后在吕氏专权时期官至左丞相。尽管后世对其评价多有争议，但“食其” 二字所承载的 “忠诚侍主” 的内涵，在他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审食其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大风歌》到了汉武帝时期，“食其” 之名仍在延续，将军赵食其便是例证。他曾随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在漠北之战中屡立战功，后因迷路失期被判死刑，赎为庶人。这位武将的人生起伏，同样印证了“食其” 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在秦汉军事领域的深远影响。卫青（左）和霍去病（右）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汉武大帝》与“食其” 系列的忠义内涵不同，“去病”“去疾” 等名字，则直白地表达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秦代丞相冯去疾，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与李斯、冯劫共同辅佐二世。他名叫 “去疾”，寄托着远离疾病的朴素愿望，却终究难敌时代的洪流——当时秦朝已病入膏肓，回天乏术。民变爆发后，冯去疾因劝谏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下狱，最终自杀身亡，名字中的美好期许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讽刺的对照。秦“十七年寺工”铜铍。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汉代的霍去病，无疑是“去病” 系列中最耀眼的人物。这位少年将军17岁随卫青出征，率八百轻骑深入大漠，斩获匈奴两千余人，被封为冠军侯；19岁指挥河西之战，歼敌四万，打通丝绸之路；21岁率军直抵狼居胥山，成就 “封狼居胥” 的千古佳话。然而天妒英才，霍去病24岁便英年早逝，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只留下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的悲壮誓言。刘邦麾下的曹无伤，名字中同样带着“去灾避祸” 的意味。作为刘邦的左司马，他却在鸿门宴前向项羽告密，试图邀功请赏，最终被刘邦诛杀。“无伤” 之名，与其背主求荣的行径形成强烈反差，成为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两汉魏晋从保家卫国，到玄学清谈汉代的边疆烽火，催生了一批充满尚武精神的名字，“破奴” 二字，堪称武将“标配” 。汉武帝时期的赵破奴，早年曾沦为匈奴俘虏，后逃归汉朝，凭借对匈奴的了解屡建奇功。史载他“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这种特殊经历让他对 “破奴” 二字有着更深的体悟 ——既是对匈奴的军事打击，也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超越。赵破奴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风起大漠》与“破奴” 相比，“充国”“定国”“安国” 等名字，更侧重于对国家安定的期盼。西汉名将赵充国，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在平定羌族叛乱中功勋卓著。他提出的“屯田策”，不仅解决了边疆军粮问题，更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名字 “充国”（意为充实国家，使国家更强大，担当国家栋梁）与他的治国方略完美契合。汉宣帝曾称赞他 “万邦咸服，靡有兵革之事”，这份评价恰是对其名字内涵的最佳诠释。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代之一，政治动荡，生命无常，加之士族子弟不必埋头苦读经学，转而以清谈、品鉴人物、艺术创作彰显身份。上行下效，魏晋风度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命名潮流。此时频繁出现的 “秀” 字名，带着玄学清谈的飘逸，如同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又几分狂放与不羁。晋，青釉镂空带托三足熏炉。来源/故宫博物院向秀作为“竹林七贤” 之一，以注《庄子》闻名于世。在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向秀被迫出仕，却始终坚守内心的淡泊，其《思旧赋》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怀念，展现了“秀” 字背后的真性情。地图学家裴秀，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他所创的 “制图六体” 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名字 “秀”，不仅指才华出众，更暗含 “经世致用” 的抱负。在西晋政权更迭中，裴秀始终以学问辅佐朝政，成为玄学盛行时代少有的务实学者。更有趣的是，西晋同时期竟出现了两位名为 “孙秀” 的人物。一位是东吴宗室，后归降西晋；另一位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在“八王之乱”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位 “孙秀”，一忠一奸，一贤一佞，却共享同一个名字，成为西晋社会复杂多元的生动写照。晋，“安阳乡矦”龟钮铜鎏金印。来源/故宫博物院唐宋崇文尚德，追慕圣贤进入唐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人名逐渐成为彰显伦理道德的载体，“仁义礼智信” 系列名字大行其道。狄仁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旧唐书》记载，他任大理寺丞时，一年审理案件一万七千余起，无一人诉冤。武则天称他为“国老”，在他去世后感叹：“朝堂空矣！”这位被后世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名臣，真正践行了名字中的“仁”字。他善于断案的故事，在敦煌出土的《狄公案》写本中就有生动记载。狄仁杰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神探狄仁杰》战功赫赫的将领裴行俭，名字取自《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与 “俭以养德” 的教诲，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 “文武兼修、廉俭奉公” 的一生。程咬金（程知节）的名字变迁，更能体现唐代伦理对人名的影响。他早年以勇猛著称，在瓦岗寨起义中崭露头角，后归顺唐朝，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咬金” 之名充满草莽气息，而“知节”则取自“知礼节、守节操”的儒家思想，这种改名行为，折射出唐代社会对文人武将兼具伦理修养的期许。程咬金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隋唐英雄》杨国忠与李德裕，则从正反两面演绎了“忠”“德”二字的内涵。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权倾朝野，但其“忠”名之下，却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行径，最终在安史之乱中被乱兵所杀，成为“名不副实”的典型。而李德裕作为晚唐名相，在“牛李党争”中坚守立场，推行改革，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其名字“德裕”（德行充裕）与其政绩相得益彰，成为唐代“德政”思想的践行者。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理学兴起，社会崇文尚德。以圣贤为名的风尚，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希文”“希尧”“舜卿”等名字应运而生，成为文人雅士的身份标识。宋，钧窑天蓝釉尊。来源/故宫博物院范仲淹（字希文）的一生堪称士大夫典范。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流传千古。宝元年间，他在西北戍边时，改革军制，发展生产，羌人亲切地称他为“龙图老子”。这位心系天下的贤臣，确实不负“希文”之字。他的《岳阳楼记》不仅是文学经典，更是中国士人精神的写照。宋代的“圣贤系列”名字，不仅流行于男性，女性中也偶有体现。理学家朱熹的女儿名“朱兑”，“兑” 在《周易》中代表 “少女”，同时暗含“效法兑卦之德，刚中而柔外”的期许，这种将圣贤之道与女性品德相结合的命名方式，反映出理学思想对士人家庭命名风尚的深刻影响。朱熹。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释道“妙”用温婉贤淑的女性取名典范明代虽然距宋代已远，但文化上仍有延续。“妙”字辈名字的流行，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美德的期待。明代女性的“妙”字名，带着佛教文化的空灵与柔美。“妙”字在佛教中意为“精微奥妙”，如 “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等，随着明代佛教的世俗化，这一词汇逐渐融入女性命名中。明代名臣王鏊的家族女性，堪称“妙”字名的典型代表。据《震泽集》记载，其祖母叶妙贤虽为女子，却通晓经史，悉心教导孙儿，培养出了这位“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杰出人物。祖母叶妙贤、母亲叶妙澄，名字中的“贤”“澄”与“妙”结合，既体现了佛教的“贤善”“澄明”思想，又符合传统女性的品德要求。王鏊的五个女儿中，妙清、妙隆、妙员三位的名字，更是将佛教意境与家庭期盼融为一体——“清”取“清净无染”之意，“隆”含“福泽兴隆”之愿，“员”则与“圆” 通，象征“圆满吉祥”。这种几代人延续使用“妙”字的现象，反映了佛教文化在明代家庭伦理中的深度渗透。明，白釉瓷弥勒佛坐像。来源/故宫博物院明代著名女医谈允贤，虽未以“妙”为名，但其《女医杂言》中记载了许多名为“妙真”“妙善”的女性患者，侧面印证了“妙”字名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这些名字不仅是个人身份的标识，更是佛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相互融合的见证。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影视剧《永夜星河》看完这些爆款名字，不得不感叹历史是个轮回。霍去病的英武、狄仁杰的仁德，范仲淹的忧乐情怀——每个名字都是个微型历史剧本，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参考资料：《古人名字解诂》吉常宏、吉发涵合著，商务印书馆*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林生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2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今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为什么不是8月15日？1945年的这一天中午12时，日本裕仁天皇以“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更有人会疑惑，为什么不是9月2日？1945年的这一天，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2日和9月3日就隔一天，二者到底有什么差别？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在投降书上签字。来源/纪录片《东方主战场》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要设在9月3日，而非8月15日或9月2日？《终战诏书》法理价值不够首先，这是一个有无国际性的法律根据的问题。1945年8月10日晚，延安清凉山上的新华通讯社接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日本向同盟国乞降。新华社的窑洞里一片沸腾，他们立即将这一胜利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四天后，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早晨7时整，经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从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通过无线电广播用汉、英、俄语向战场上的海陆空部队、向世界各国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四国公告》。1945年8月9日，昭和天皇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此画由日本画家白川一郎所绘当天中午，裕仁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向日本民众宣读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终战诏书》，这一广播又被称为“玉音放送”。很多日本人杵在收音机旁边，听着裕仁难懂的文言哭了起来，有的人甚至剖腹自杀。这一天，成了日本人的“终战纪念日”。天皇宣布终战了，但法理意义还不够。日本投降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只用广播宣读诏书的形式来确定？更何况，天皇在诏书中压根就没提“投降”这两个字。“玉音放送”传递了日本战败的信号，宣告了日本投降的事实。但是，这份由日本时任首相铃木贯太郎主持起草的诏书，美其名曰《终战诏书》，而不是《投降诏书》，就是意在模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规避各种战争责任。诏书的措辞也在尽量打马虎眼，好像日本只是在终结一场大家都有责任的战争，而不是一场由日本蓄意发动的对各国的侵略战争。宣告战争结束的原始皇命。来源/日本国立档案馆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费尽心机玩这种文字游戏，真为人所不齿。总而言之，《终战诏书》并没有在法律上履行完所有程序，也没有进行受降仪式，所以这一天只是宣告战争暂时结束。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须等到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方可宣布“战胜日本日”。《日本投降书》次日才正式生效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件，所以战争在“玉音放送”之后并没有完全停止。8月16日，裕仁天皇向日军发出停战令，但许多侵华日军并没有放下武器。关东军就是其中最为顽固的一部，尽管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而在日本北海道的最北端，再往北几十公里处是库页岛，这里是日本与苏联军队交火的地方，双方甚至打到了8月22日。该走的程序还得走，1945年8月21日，湘黔交界处的芷江城里，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前来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美军有关人员举行洽降会谈。中国战区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日军投降，南京作为中国战区总受降仪式举办地点。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日军洽降会场，日方代表今井武夫阅读完何应钦要求转交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后，在文件上签名。来源/纪录片《日本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向中国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并由徐永昌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目前，《日本投降书》收录于1946年《美国法规大全》（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第59册与1952年《联合国条约集》（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第139册中，具有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中华政府受降代表徐永昌将军。来源/维基百科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按理说，9月2日这一天同盟国都拿到了具备国际性的法律根据的日本投降书，为何我国没将这一天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在国际上，同盟国以9月3日（美国日期为9月2日）为胜利日，即联合国各国一致庆祝在太平洋战争战胜日本的胜利纪念日，作为盟国之一的中国与之相应，也是合情合理。有人猜测，抗战纪念日没定在9月2日是时差问题，但签署时间为东京时间9点左右，与中国是同一天。还有人推测是当时政令主要靠报纸发布，等到第二天出刊才能庆祝，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广播在中国很常见。实际情况是，日本签字投降于9月3日才算正式生效。至此，才算真正从法律意义上确定了日本投降，同时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1945年9月3日，当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国民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一日，举国悬旗庆祝，纪念活动持续了三天。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废止不适合战争结束后的战时法规，实际上这就是宣布抗日战争时期最终结束。武汉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来源/湖北军民抗战博物馆同一天，延安新华社报道：“昨日日寇已在东京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三、四、五日放假三天，以资庆祝。并闻将于五日举行群众庆祝大会。”延安军民载歌载舞庆祝抗战胜利。来源/《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底，政务院将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是，《终战诏书》毕竟只是一个没有“投降”字眼的“诏书”，不是国际协定的法律文件，为了慎重起见，政务院在1951年8月13日发布通告：“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0号《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发布的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这是中国政府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纪念日。2014年，中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5年9月3日，中国首次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25年9月3日，中国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源/央视新闻这个迎接胜利的日子——9月3日，我们永远不要忘！参考资料：包沧澜《日本近百年史》贺柏特·毕克斯《裕仁天皇》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郭晔旻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 彦文“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8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开成石经》的《周易》部分。图中符号为六十四卦中第十五卦“谦卦”，坤上艮下，谦卦也是唯一一个六爻皆吉的卦。摄影郑乾分经授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典籍的地位扶摇直上。国子监的教科书自然少不了这些儒家典籍。譬如，《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国子监的教学称为“分经授业”，每部经都是不同学生的专修课，学生任选一经修习。学生学有成就的称为“业成”，有通二经、通三经和通五经三种情况，通二经为最低限度，但是连通“二经”（不论是大经、小经还是两个中经）都至少需要四年时间。《开成石经》的《五经文字》部分。唐代宗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国子司业时负责校正五经，因此发现了很多由异体字和一字多音导致的混淆。于是他让“孝廉生颜传经”把疑文集合起来，编为三卷《五经文字》，张参于大历十一年（776）六月七日为之作序。摄影郑乾可惜，安史之乱后，唐朝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朝臣以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这里所说的“后汉故事”，就是东汉王朝置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也是第一部以隶书镌刻而成的儒经石书。唐代的这部石经，至开成二年（837）冬十月，由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郑覃主持勘订完成，立于国子监，称为《石壁九经》。虽然名为“九经”，但其内容涵盖《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和《尔雅》这12部经书。又在《五经文字》的基础上著成《九经字样》，书在《五经文字》之后作为补充。至此，皇皇数十万字的《开成石经》刊刻完成，共用高3米、宽0.8米的碑石114方，上下设有碑额和方座，两面刻字，用隶书和楷书书写而成。事唯小道除儒学系统外，唐代的国子监里还有一类属于实科教育的教科书，包括律学、书学、算学等内容。其中的“律学”兴办于唐高祖初年，后一度停办。唐太宗在位时，国子监重新开办律学，以律（基本法规）、令（补充法规）为主要教材，兼习格（皇帝诏敕所形成的法规）、式（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及公文程式）、法例（案例）。书学的教材，在《唐六典》等典籍中规定甚详：《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武则天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最为重要的当数《说文解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至于《石经三体书》其实就是《正始石经》，它刻于曹魏正始二年（241），是用隶书、小篆及古文三种字体刻写的《尚书》及《春秋》石碑。曹魏《正始石经》残石，采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摄影宋义东按如今的学科分类，经学与书学、律学大抵属于“文科”性质。算学却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算学远比数学丰富得多，除数学外，它还包含了天文、历法、测量等学科内容，这种意义上的“算学”概念，直到近代都还在使用。如清末在京师同文馆中添设算学馆，课程除数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地理、格物、机械、化学、测量等。照此看来，算学属“理科”无疑。按《旧唐书》《唐六典》的说法，算学的教材比较复杂：“算学，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纪遗、三等数亦兼习之。”这几本教材的学习时限也有规定。《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太学石经》，南宋，现藏杭州孔庙。《太学石经》是以宋高宗御书为底本，也是我国古代唯一的皇帝御书石经。摄影木岛主这里面的《孙子》和《五曹》是两本算经。《孙子算经》成书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作者不详。书中有一道题目：“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这就是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的始祖，需要使用二元方程求解，“答曰：雉二十三，兔一十二。”《五曹算经》相传为北周甄鸾所编，专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实用算术手册。全书五卷，对应“五曹”（五类官员）：田曹（算田亩）、兵曹（算给养）、集曹（算交换）、仓曹（算税收仓储）、金曹（算丝织交易）。这两本算经，与《周髀》《五经》这组一样，都只安排一年的学习时间，显然是因为难度较低。相比之下，《九章》《海岛》就显得较难，需要三年时间学习。《九章》就是著名的《九章算术》，号称古代中国的“算经之首”。全书分方田、粟米、方程、勾股等9章，共246个应用问题，确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框架。而《海岛》指的是《海岛算经》，是三国时期刘徽的测量学专著。其原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一部分，唐代独立成书，专门探讨如何测量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如海岛、山峰）的高和远。宋本《九章算术》。唐代国子监中设有算学，《九章算术》就是算学教科书之一从学习年限上看，算学教材里最长的莫过于《缉古》和《缀术》。这两本书分别需要学习三年和四年，属于高阶课程。《缉古》就是《缉古算经》，为初唐数学家王孝通于武德九年（626）前所著。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将几何问题代数化，在世界上最早系统给出三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解法。譬如书中有一道题目：假令有句股相乘幂七百六十五分之一，弦多于句三十六十分之九。问：“三事各多少？”这实际上就是解一个三次方程：x3+（S/2）x2（P2/2S）=0，其中的X就是“句”，S就是“弦多于句之数（即弦差）”，而“P”则是句股相乘之积（即句×股）。即便今天让学生来做，也着实够呛。至于《缀术》，则是汇集了南北朝祖冲之、祖暅父子数学研究成果的深奥著作。宋本《周礼疏》，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南宋绍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元明递修本。此书作者是唐初经学家贾公彦，他曾于唐高宗永徽年间任太学博士《四书》登场在南宋，出现了一部石刻的官定教科书，即“光尧石经”。上面的文字是宋高宗赵构和皇后吴氏手书，刻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至十六年（1146）。宋高宗禅让给养子孝宗后，所得尊号里有“光尧”二字，石经因此得名。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在孔庙大成殿后建阁奉安，亲书匾曰：“光尧石经之阁”，置放石经。碑刻现存85石，其中有《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中庸》1石，《春秋》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南宋晚期，“理学”中的程朱语录、四书章句也渐渐列入太学课程。所谓“理学”，在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等人。往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理学也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其主旨就是将“三纲五常”这些伦理纲常归之于天理的体现，使之成为不可违背的准则。皇帝的倾向必然促成理学的传播和普及，南宋的士子竞习理学，以谋取科第功名，“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元本《四书集义精要》，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元至顺元年（1330）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作者刘因（1249—1293）是元朝人。此刊本字体仿赵孟頫之风，且书版宽大，很是罕见进入元代后，主持建立国子监的许衡本身就是一位理学家，《四书》也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教材。在《四书》之前，国子监生还要先学习《孝经》和《小学》。教材取舍进入明代后，四书五经更成为官学知识传习的核心与基础。国子监生所习主要是这9本儒家经典：“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到永乐年间，更是特定《四书五经大全》作为国子监的统编教材。元本《论语》（何晏集解），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盱郡覆刊宋廖莹中世綵堂本除去四书五经，朱元璋还把律令、刘向的《说苑》规定为监生学习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他要求国学官员“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因此，国子监生“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这几本辅助教材的性质倒是完全不一样。《说苑》，又名《新苑》，为西汉人刘向所著杂事小说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录了先秦到西汉期间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附有作者的评论，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和观念。《御制大诰》就是明太祖的训话集，是反映朱元璋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依据。这两本书也是国子监博士必讲、学生必读之书。《四书章句集注》，清，现藏故宫博物院，此书历来是科举必读书，该本系清内府据元燕山嘉氏覆宋淳祐壬子（1252）当涂郡斋刊本覆刻。摄影严卫科举为纲实际上，明清时期四书五经不但是国子监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重点。清代的乾隆帝曾在《钦定四书文》的圣谕中说：“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具体而言，明初“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明清两代以“八股”为科举文体，不但要模仿圣人口吻解说经典，还要遵经守注，这个注也就是朱熹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随着“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的情况不断加剧，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学也变成“储才以应科目”的科举考试准备机构。名义上国子监里也设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选修课，但诸生率多醉心举业，研求制义等“高头讲章”，而潜心经学、史学及律令、钱粮、算法、兵制、河防等“治事”实学者，则是凤毛麟角。这种局面到清代中期，已经出现了“相沿既久，剿袭弊生”的问题。乾隆二年（1737），孙嘉淦以刑部尚书总管国子监事时就发现，“习举业者，抄写揣摩以求速化。目不睹经史之全，耳不闻大道之要。幸而获中，授之以政而不达，非才不足，其所学者末也”。当然，孙嘉淦自己也是科举出身的官僚，而且还是在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特开的“万寿恩科”中的进士，他不可能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认为科举考试之法还是可行的，之所以出现弊端，在于士子所学的课程不当。为此，孙嘉淦主张采用北宋教育家胡瑗所创立的“经义”“治事”两斋教学法。让国子监生“于四书八股之外，各明一经，各治一事，相其才之所近而分肄焉。其明经者必令博观先儒之疏解，熟诵皇上颁折中、传说、会纂诸书……其治事者，如历代典礼史鉴事迹以及律令、钱谷、算法、兵制、河防制类”。在四书五经之外，增加“明经”“治事”课程，让国子监生也掌握实用之学，实现“多士既为有用之学，国家自收得人之效”。《乾隆石经》，清，现藏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这批石碑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是历代石经中的最后一部乾隆五年，清廷在国子监设立经义治事二条，推行两斋教学法。一时之间，国子监里“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有“四贤五君子”之称。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明经、治事只是在自习时进行，不像考试时文的季考、月课那样严格，考生如无故不参加季考、月课，会受到各种惩罚；而诸生不能明经、不懂治事，却无需担心会受到什么处分，于是孙嘉淦的规定慢慢成为具文，变得无足轻重。乾隆六年之后，四书又成为国子监的主要教学内容，回到“学为科举之学”的老路。直到1905年废国子监止，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清代国子监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科举考试“训练营”，其教材也因此一成不变，并与科举考试的命运相始终。参考文献：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宋大川《唐代教材研究》高尚《明代国子监人才培养模式探析》等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上，原标题为《从分经授业到四书五经 历代学宫的“教科书”》，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郭晔旻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2026年夏天，宁夏固原善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的青铜蒜头壶里，考古人员提取出足足3740毫升的古液体残存。经过考古学家鉴定：古液体的有机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高度吻合。考古实证了秦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的技术，这是中国酿酒史上的一次飞跃。先秦时期的酒遗存，并非一例实际上，善家堡秦人墓地发现的战国秦酒并非孤例。除善家堡秦酒外，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土过其他先秦时期的酒类遗存。中山国是战国前中期一个强大的国家，疆域主要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中部地区。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中山王墓时，在墓葬的东西库中发现了两个装有液体的铜壶，外形一扁一圆，两壶均为子口，壶盖与壶身之间咬合很紧。因中山王墓地势较高，墓室内干燥无积水，两壶均密封，因此排除液体为后来渗入。将壶盖打开，发现壶内液体一种青翠透明，一种为黛绿色，且伴有大量沉淀及特殊气味，考古学家初步判断这两种液体为酒饮料。1978年，故宫博物院委托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液体进行鉴定。经化验分析，两壶液体均含有酒精，该液体应为奶汁或谷物酿造的酒。中山王酒距今2200余年，现保存在河北博物院内，一度是我国已知最古老的酒。盛有酒的铜扁壶，中山王墓出土。来源/河北博物院不过这一纪录很快被打破。1983年，安阳当地农民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三件青铜酒器，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在酒器的发掘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商代墓葬。在墓葬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件装有液体的商代提梁卣。随后，工作人员对该液体进行化验，该液体呈乳白色、略微发黄。因为墓葬保存状况不好，为排除渗水的可能，考古工作者又对安阳本地的地下水、泉水、酒浆进行化验。经对比分析，提梁卣内液体含有乙醇，和安阳的地下水及人工酒成分均不一致，因此提梁卣内所盛为商代酒。这比中山王酒的历史还早了约1000年。安阳出土的商代提梁卣。来源/故宫博物院除中山王酒与殷墟商酒外，还有其他大量先秦时期的酒类遗存。河南罗山后李墓地M8也曾出土过距今3200年的酒类遗存，该液体经化验为谷物酒且有香味，应为先秦古书中所说的“鬯（chàng）”。古人认为神不饮食，但嗅觉发达，喜欢香气，所以这种“鬯”一般被用来祭祀神明。安阳戚家庄、大司空村、滕州前掌大墓地也发现有酒类遗存。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科技分析不断带来新发现，西周、春秋时期的酒类遗存频频出土，山西绛县横水墓地就是典型例证。这些实物证据相互印证，为三千年的中国酿酒史提供了扎实支撑。但新的线索也在不断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如果酒的起源远早于商周，那么中国酿酒的开端，究竟要追溯到何时？秦国君臣对饮影视剧演绎。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酒的历史不始于商，又始于何时？一提起酒，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杜康酿酒、仪狄造酒的传说。古人在追溯酒的历史时也是如此。《北山酒经》中就说：“酒之作尚矣，仪狄作酒醪，杜康秫酒，岂以善酿得名，盖抑始于此耶。”酒醪就是带糟的酒，又称浊酒。秫酒就是高粱酒。到底是仪狄造酒还是杜康造酒，古人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仪狄与杜康都是夏朝人物，其事迹本身也带有传说色彩。清代版刻本彩绘《造酒仙翁》。来源/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事实上，酒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某个人物的创造。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言，酒的产生要远早于夏代。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在新石器中晚期，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提起仰韶文化，很容易就想起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小口尖底瓶。这种器物器型独特，考古工作者对其作用曾有过种种猜测，过去一直以为是汲水器。但近年来科技考古的发展突破了这种成说。考古工作者选取了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11件小口尖底瓶开展研究，指出这类器物可能为酿酒器。通过对小口尖底瓶内残留物进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酒的原料是当时常见的栽培和野生植物。小口尖底瓶的设计有利于酒的酿造发酵，大小不同的小口尖底瓶用于各种场合。新石器时代小口尖底瓶。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除了仰韶文化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均有酒类遗存的发现。而以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最早，距今大约有8000年。1984年至2001年，中国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发掘出大批陶器，有的陶器碎片上残存一些沉淀物。通过对炭化稻米和陶器皿中遗留下来的残渣进行分析和鉴定，考古学家确定了残渣中包含的化学成分，应源自大米、米酒、葡萄酒、葡萄鞣酸以及草药的混合物，还可能含有山楂成分。故而考古学家认为：贾湖遗址的器皿中装有一种经过处理的饮品，由大米、蜂蜜、水果酿成。按照现代酒的分类，它应属于米酒类。贾湖遗址发掘出的小口双耳陶罐。来源/贾湖遗址博物馆古人的酿酒技术目前考古实证的中国酒史约有八千年，但如果要谈到先民对酒的接触，那么时间还可以拉得更长。因为酒精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腐烂的水果总是带着一股酒味。这是因为含糖高的水果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就能生成酒精。先民们最早接触的酒就是天然形成的果酒，这也可以在一些传说中得到印证，例如中国古代就有所谓“猿酒”的传说，即猿猴采花果酿酒。古人又有猩猩好酒的说法。早在掌握酿酒技术之前，先民就已经接触到了酒精，而发现水果特性之后，进一步有意识地采集水果酿酒，这就是最早的酒——果酒。正如上文所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酿酒器碎陶片上就有山楂、蜂蜜、葡萄、稻米等多种成分。这大概正是处在一个从果酒到粮食酒技术上的过渡阶段。据推断，这种稍显原始的酒饮料，应该是采取“嘴嚼法”来酿造的，即用嘴将米粒和山楂嚼碎，贮存入罐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进行发酵。贾湖遗址人类聚落复原。来源/纪录片《国宝发现》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在长久的技术积累之后，粮食酒应运而生了。古人也开始采用麦芽、谷芽来酿酒。麦芽与谷物一起浸水，谷物中的淀粉迅速酒精化，纯正的粮食酒——醴酒诞生了，这是一种味道淡薄的甜酒。虽然古人并不能具体掌握淀粉酶的作用，但在酿酒实践中，总是能感觉到某种物质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物质又和谷物有着具体的关系。江统的《酒诰》中说：“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芬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培养酒曲的过程。酒曲也叫酒母，是一种能产生酶的真菌，通过蒸煮后的谷物培育出来。有了制造酒曲的技术，也标志着粮食酒的成熟。这种成熟的粮食酒最大程度地打破了自然的限制，同时使得酒味更加醇厚。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就掌握了粮食酒的制造技术。如果说贾湖先民的酿酒技术还有一定的推测成分，那么商代人的酿酒过程则有大量考古证据的支撑。1952年，河南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发现了大量粗砂陶缸，陶缸形体较大内有白色沉积物，应与酿造有关。二十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又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更完整的酿酒遗址。该遗址由南北两室组成，全长3.75米，宽3.4-3.75米，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中陶瓮、罍、尊、壶用于储酒与盛酒；大口罐用来盛放酿酒；盔形器用来蒸煮酿酒材料；漏斗形器用于灌注酒浆。在一件大陶瓮中还发现了人工培植的酵母。在4件大口瓮中还发现了桃仁、枣核等酿酒材料。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复原酿酒活动的全过程。由此形成的技术模式影响深远，文章开头提到的战国秦酒大概也采用了这种制作技术范式。兽面纹罍，商代。来源/上海博物馆元代蒸馏酒技术的普及，让中国酒的历史迎来了新篇章。蒸馏酒纯度高、酒精含量大，很快就落地生根，流行于北方；而黄酒这类传统发酵酒，依旧在江南一带广泛流行，由此形成了蒸馏酒与粮食酒二元分布的格局，影响至今。中国酒的发展大概分成果酒、粮食酒、蒸馏酒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经过漫长的经验累积，凝结着先民的智慧。粮食酒的产生不意味着果酒的消亡；蒸馏酒尽管一家独大，也没有取代粮食酒。各花入各眼，各种酒类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参考文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王炜、张丹华《商朝滋味——商代墓葬中的饮食遗存》刘莉、王佳静、刘慧芳《半坡和姜寨出土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的酿酒功能》*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杨苓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5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让一个天外来物般的世界重见天日。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这些造型奇特、体量惊人的器物，在地下沉睡了数千年，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但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始终萦绕在考古学家的脑海中：这些如此珍贵的器物，为什么会被破坏、焚烧，又被集中埋入地下？商青铜立人像。来源/三星堆博物馆过去，“毁器祭祀”一直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观点之一。按照这一思路，古蜀人可能在举行某种特殊仪式时，主动破坏具有神圣意义的器物，再将它们作为祭祀的一部分，埋藏起来。但2026年7月，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的最新考古发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答案。也就是说，我们熟悉的三星堆，可能还有另一种结局。它也许经历了偶然的灾难，但还有一场祭祀性的告别。也就是说，我们熟悉的三星堆，可能还有另一种结局。它也许经历了偶然的灾难，但还有一场祭祀性的告别。3200年前的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袁家院祭祀区是如何成为古蜀人精神中心的？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三星堆，往往从出土器物本身开始。但此次袁家院祭祀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除了关注“坑里有什么”，研究者也进一步追问“这些坑为何这样形成”。通过分析祭祀坑的形制、布局和埋藏方式，研究者尝试重新认识三星堆器物被埋藏背后的历史过程。而要理解这一变化，就要先回到这些祭祀坑所在的袁家院祭祀区。袁家院祭祀区，是三星堆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里的年代约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研究团队认为，它是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中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最高。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如果把时间拨回到3200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在祭祀开始之前，器物就已经被带入特定空间。青铜器、玉器、黄金器与象牙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祭司主持仪式，而身处权力中心的人则借助这些神圣器物，与神灵、祖先以及天地建立联系。此刻正“身处”祭祀现场的你，有没有想过古蜀人为什么要制造如此巨大的青铜神像？为什么要耗费巨量资源制作青铜神树？为什么这些器物需要被安置在特定的祭祀空间？从这些问题出发，才能理解三星堆青铜器背后的世界。比如青铜大立人的身份，长期以来就存在不同解释。曾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国王，也有观点认为它是巫师，或者兼具王与巫的身份。近年的相关研究则更强调其作为高级宗教神职人员、承担沟通人神功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不是“蜀王”，学界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它都说明三星堆社会中存在掌握特殊祭祀权力的人群。青铜神树则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有学者曾将铜树与太阳栖息的扶桑、若木等联系起来，认为其可能体现了古蜀人对于太阳、天地以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想象。再加上同时出土的大量黄金器、玉器、象牙和青铜礼仪器物，可以看到，三星堆的祭祀建立在一套复杂的礼仪与信仰体系之上。商青铜神树。来源/三星堆博物馆也正因此，祭祀在三星堆社会中的意义可能远不只是宗教活动。它还与谁能够主持仪式、谁能够使用这些神圣器物、谁拥有与神灵沟通的资格密切相关，因此也与古蜀社会的权力秩序紧密相连。它们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如何理解神灵，也代表着统治集团如何借助祭祀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统治。而袁家院，正可能是这个信仰与权力体系的重要中心。如果这里后来真的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被改变的是整个古蜀文明的政治与宗教中心。那些被“毁坏”的青铜器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破碎的器物为什么会碎？为什么会出现烧灼痕迹？为什么又会被集中埋藏？过去，“毁器祭祀”一直是解释这些现象的重要观点。祭祀坑中集中出现青铜神像、青铜容器、玉器、象牙等具有明显礼仪和祭祀性质的遗物，因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些器物或许是在一场特殊仪式中被主动破坏，再作为祭品埋入地下。但这一次，研究团队把关注点放到了“这些器物究竟是怎么坏掉的”。商金面罩残件、商青铜神坛残件及商青铜人头像残件。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将不同器物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大型空心青铜器，例如铜立人、铜尊等，往往损毁严重；而一些体量较小、结构更加坚实的实心铜器和玉珠，则保存得相对完整。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同类器物，损坏程度也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差异，让研究人员产生了新的疑问：如果是一次有计划的人为毁器仪式，那么为什么不同器物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损毁差异？这些现象可能与器物自身的易碎程度有关，更符合建筑倒塌过程中产生的挤压、坠落和碰撞等外力影响，而不是人为的统一砸毁，它们也有可能经历过某种突发事件。那么，什么样的突发事件，能够同时解释器物损坏、建筑残骸以及坑中的灰烬？答案自然指向了火灾。一场3200年前的大火？新研究推测，这些大型坑中的祭祀器物，或许是在祭祀场所偶然失火、建筑倒塌后受损，随后被古蜀人整理、掩埋。也许在3200年前的某个时刻，三星堆城中的祭祀空间燃起大火。曾经矗立在古蜀祭祀空间中的青铜神像，在烈火与建筑倒塌中受到损伤。竹木搭建的建筑被烧毁，散落的器物留在废墟之中。而考古人员面对的，正是地下留下的一系列痕迹。首先，是大量红烧土块。研究团队认为，其中部分红烧土具有一面平整、一面凹凸的特征，可能是建筑墙壁或地面的残件。也就是说，这些红烧土或许并非祭祀过程中产生的普通遗物，而与曾经存在于这里的建筑结构有关。接着是灰烬。四号坑中的灰烬经过科学分析后发现，约90%的成分来自竹子。研究团队据此推测，这些竹材可能与建筑屋顶等构件有关。这就让火灾说有了更具体的依据。如果大量竹材灰烬来自建筑材料，那么燃烧的对象也应该是用来放置这些器物的建筑空间。灰烬的位置也提供了重要线索。科学检测显示，坑内灰烬是在坑外焚烧后再被倾倒进去的，而坑壁没有明显的烘烤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大型坑本身并不像是用来直接焚烧祭品的场所。4号坑灰烬中保存的纺织品。来源/四川省文物局但如果只是清理火灾之后的废墟，古蜀人为什么还要如此郑重地埋藏它们？答案可能藏在六座大型坑的埋藏方式中。1至4号、7号、8号六座大型坑，两两并排形成三组分布，填土也经过了刻意夯打。研究团队还发现，其填埋堆积大致具有相似规律，从上至下可见填土、灰烬、完整象牙以及被破坏的祭祀器物等不同遗存。古蜀人有秩序地将器物、象牙、灰烬重新安置，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整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团队认为，甲类大型坑虽然主要功能可能是掩埋受损器物，但掩埋过程本身仍然伴随着祭祀活动，因此仍然可以称为广义上的祭祀坑。对于古蜀人来说，这些破损的青铜器曾经属于神圣的空间，承载着王权与神灵的意义。即使建筑已经毁坏，这些东西依然不能被随意丢弃，要为这些神圣遗物举行告别仪式。三星堆后，古蜀文明去了哪里？三星堆衰落之后，古蜀文明并没有在成都平原上突然消失。与此同时，距离三星堆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逐渐兴起，并成为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又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金沙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大致延续自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年代与三星堆晚期存在衔接。金沙同样拥有重要祭祀遗存，也出土了大量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等珍贵遗物。在聚落布局、祭祀活动和器物传统等方面，金沙与三星堆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金沙遗址场景模拟图。来源/纪录片《寻古中国·古蜀记》至于袁家院祭祀区的废弃是否直接导致了政治中心转移，又或者神圣空间的毁灭是否影响了古蜀统治集团最终选择金沙，目前还不能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仍需要更多考古证据来证明。但无论如何，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人带着自己的信仰、礼仪和文化传统不断前行，古蜀人仰望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太阳神鸟金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考文献：[1] 冉宏林, 雷雨, 赵昊, 等.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J]. 考古, 2022(7): 3-22.[2] 孙华. 三星堆埋藏坑概说[J]. 文史知识, 2021(8): 4-13.[3] 傅悦, 冉宏林. 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再研究[J]. 中华文化论坛, 2022(6): 117-123, 156-157.[4] 孙华. 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性质分析[J]. 文物, 1993(12): 59-67.[5] 孙华. 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 108-126.*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锌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9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元人李存有《赠陈九成游国学》一诗，其中“肥羊大饼午不饥”“愿君努力积分数，他日锦衣当昼归”之句，虽语近俚俗，却恰好道出了国子监之于天下读书人的双重诱惑——衣食无忧的优厚待遇；由此登仕的锦绣前程。然而，要享用这一切，代价亦不菲。监生们日复一日地坐堂、背书、复讲、应考，所求者无非一个“出身”。而从国子监到官场，这条晋身之路究竟有多长、有多难？《观榜图》（局部），明，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应是某人模仿仇英风格绘制，展现了众考生等候放榜、殿试入场等景象。明代国子监生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依然靠科举进入仕途学而出仕如果依照明初的规定，一个国子监生在一年的12次考试里若都拿到优等，一年可积12分，每次考中等，可积6分。按一年内积8分为及格、与出身的标准，则一个监生在一年的考试中，最快在8次考试都考优等，或者至少4次考优等、8次考中等才能及格，获得出身。若一个监生从初级班正义、崇志、广业学起，达到及格，获得出身，最快也需3年8个月的时间，几乎与如今的大学本科常规学制时间相等。北京国子监“正义堂”。国子监东西六堂有等级之分，像正义堂就属于初级班的教室学子在国子监里如此经年累月的勤学苦试，目的也很清晰——能够早日“毕业”，踏上仕途。譬如，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到了大德十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此后，国子监岁贡额形成定制。岁贡的待遇极好：“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与科举进士相同。不仅如此，元代的国子监，还有一条伴读入吏的出仕途径。《元史·选举志》里又有记载，“自初二十人岁贡二人，后于大德七年定四十人岁贡六人，至大四年四十人岁贡四人，延祐二年岁贡八人为淹滞，既额设四十名，宜充部令史者四人、路教授者四人。”这就是说，国子监每年都有伴读入吏的名额，经多次调整，最后定为八人。具有资格的八人又须根据成绩排队，前四名可出任六部官，后四名则只能任地方学官。这两种渠道通算在内，每年元代的国子监都有十余人能够出职或入吏。在元代科举并不常开，而且通过科举途径每三年也只有数十人入仕的情况下，难易悬殊，不啻云壤。国子监当然会令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当时的户部尚书李彦将要出使，临行前将其外甥翟允学送到国子监，师从国子司业贡师泰游。泰游对此颇有感慨：“生将淬厉以为文耶？则尚书方驰骋汗漫以鸣于时；将博览以为学耶？则尚书方贯穿闳衍以扬于朝；其或出此，而犹欲钩玄摘奇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选？则又尚书之所已能者。”在他看来，文章、学问、科举这三条路李彦都是行家，翟允学用不着到国子监来求索。国子监的价值在于，这是一条不经科举便可出职入吏的捷径。明、清两朝立国之初，也出现过类似的国子监—官场“直通车”的情况。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从各府、州、县送入国子学的学生中“取其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以期大用。这一年，明廷择国子生试用之，巡行列郡。凡能胜任职务者，在交差后就被用为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洪武六年，又令吏部选国子监生授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官。洪武十年，将试用于郡县的国子监生皆授为县丞或主簿。最引人注目的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当然，出现如此之多的官职空缺，与当年“蓝玉案”起，“族诛已万五千人矣”可能也有关系。《明状元图考》，由顾鼎臣等人编撰，内容包含自明太祖洪武年间以来各位状元的人物小传以及画像洪武二十九年（1396）六月，明廷又确立了历事（实习）制度。监生必须在取得历事出身后才能经铨选出仕。究其原因，是统治者认为，“学者博通书史，犹必练习时务，然后服官分政，可见施行”。这时的国子监学生，只要坐堂圈七百之上（出勤满700天）、升入率性堂（高级班）后积分满八分，并且“历事”合格后，就可以依次拨历。按《明会典》的记载，监生“历事”的考核分为四类：才力不及者，送还国子监读书；奸懒者，发充下吏；勤谨者，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平常者再历。考语被评定为“勤谨”就算合格了。直接出仕也因此成为明初监生的一条辉煌出路。所谓“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无独有偶，清代初期国子监生的出路也出奇得好。原因其实与明初类似，元明、明清鼎革的大规模战乱，使得天下初定之后，中低级官员匮乏。为巩固政权，统治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就投向了文化素质颇高的国子监生。因此顺治初的十年，是清代国子监生的“黄金时代”，不仅得官快，而且多能得正职。但与明代的情况不太一样，此时，四品以上美职多被旗人占据了，所以清初的汉国子监生也就做不到像明初三品、四品的中级官员，而多任知州（从五品）以下官。每年四月十五日廷试后，即按等授官，考得最好的用为知州，稍差一点的用为府的副职或知县，成绩中等的用为州的副职、县丞或教官。叶梦珠在《阅世编》里便因此感慨，“本朝之顺治九年、十年以前，岁贡铨选与进士等。”科举正途但好景不长。随着科举制度的正常化和朝廷对人才需求的相对减少，国子监生直接出仕变得越来越难，到永乐以后开始出现监生淹滞现象。弘治以后，则出现“举贡（监生）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的情形，监生入仕也就渐渐转向科举。后来清初的情况，也正与此相仿。其实，国子监生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在唐代就有了。《唐六典》记载：凡六学学生每年年终参加监试，监试及第者报至祭酒，再由祭酒统一上报于尚书礼部，每年仲冬与乡贡共同参加科举考试。如“郭震……十六，与薛稷、赵彦昭同为太学生……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这就是在国子监学习后，通过考试进而入仕为官。宋代科举制度发达，科举登第成为进入仕途最主要的途径。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的人数也非常之多。胡瑗在太学任教时，科举考中者“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明初恢复科举制后，监生又可参加科举考试，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举行殿试，朱元璋因监生任亨泰廷对第一，特召祭酒宋讷加以褒谕，并命人撰写进士题名记，刻碑立于国子监门前。“（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以监生许观会试、殿试皆第一，召国子监官褒奖之。”可见监生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是非常突出的。话又说回来，在很多时候，国子监生在科举考试里也享有一定的“特权”。譬如元代开科举之后，生员也需参加。这当然提高了考试难度，但个中奥妙在于，国子监生员参加会试名额初为100人，后增加至120人。其产生方法仍然为考试积分。考虑到国子监生员总数不过460人，录取比例已超过1/4。而全国11个行省17处乡试考场甄选会试名额才300人，且实际从未满额，一般录取200人左右，实际录取比例低于1%，文化昌隆的南方三行省尤甚。两相对比，实在是云泥之别。而明代永乐朝之后，南北国子监生可以分别参加南北两京的乡试。自宣德七年（1432）开始，在依解额（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固定名额）录取时期，北京顺天府的乡试解额一直与南京应天府一样居全国之首。而且监生的试卷须单独编号，以“皿”字为首，称“皿字号”。这实际上就是给予了监生们单独录取的特权。万历十六年（1588），礼部在《覆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疏》中说，“两畿额设三十名，以待国学四方之士。”可见这些解额就是留给南北国子监监生的。明朝高官的子弟可以因门荫进入国子监读书，作为出仕的第一步。图中复原的是父亲叮嘱儿子在国子监万不可懈怠的情景。摄影花白，出镜长风、石雪明，场景支持贵阳阳明祠在北直隶顺天府，这一特权所带来的录取率优势还不太明显。因为明代顺天府乡试中试者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包括国子监监生在内的外省人占各科取中举人的比例在全国各处乡试中是最高的，甚至其大部分解元也都是由外省人考中的，即万历时沈德符所说：“顺天乡试，大抵取南士为解元，盖以胄监多才，北人不敌……”但南直隶应天府乡试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江南一带号称人文渊薮，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激烈，国子监生就不见得能够胜人一筹。隆庆元年（1567）时，明廷实行改革，两京乡试监生卷各革去皿字号，而与其他考生一样统一编号。结果却是“南监中式者仅数人，亏旧额四分之三”，并由此引起南京国子监生的骚乱，明廷不得不恢复了两京监生参加京闱单独编号的制度，以维护这一群体在乡试中的录取名额。因为中举人的监生颇多，国子监在明代会试中的成绩也很不错。有人统计，从正统十年（1445）至隆庆五年（1571）之间120多年间，由监生而成为进士者占进士总数的32%以上，比例高得惊人。相比之下，清代的国子监生就逊色得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捐监泛滥，国子监生的人数膨胀过多。有许多人就是为取得乡试资格，花钱捐个例监而应乡试，如《儒林外史》里的周进，连个秀才都不是，结果在捐监后却考取了举人、进士。清代乡试也给国子监专门名额，“皿”是监字的代号。顺治年间，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编“北皿”字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编“南皿”字号，北、南皿中额均为36名，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编“中皿”字号，二十取一。之后，各朝累有加恩，年取中数亦不过百人。因为有捐监之例，名义上取得国子监生资格的人数常达到几十万，获得科甲功名的难度也就愈来愈大了。另有出路除了参加正规科举，清代还为人数愈来愈多的国子监生考虑了另一条出仕的途径。这就是“考职”。顺治十一年（1654），给事中孙柏龄奏准期满肄业生“听吏部会同内院、礼部公同考试，以定职衔”。从此，开始进行考定职衔。为了改善官僚队伍的素质，清廷还于雍正八年（1730）下令，之后不准用“监生捐纳职衔之人”。乾隆以前，每年举行考试一次。乾隆三年（1738）决定，每三年考试一次。凡考职入选者，恩、拔、副贡生一等者以州同用，二等者以州判用，三等以县丞用；岁贡及优贡、捐纳贡监生一等者以主簿用，二等以吏目用。但这些州县佐贰，需要按照成绩名次，排队等候空额。道光以后，因仕途壅塞过度，考职之例停止。国子监生便少了一条出路。维持时间更长的，则是从学生到教师——充任学官。这一做法始于宋代，“元祐三年又以上舍、内舍生为之，至崇宁元年分太学正、录二员，以隶外学。由是郡学亦稍以斋生充补”。元代继承这一做法，并将范围扩展到学正、学录、司乐、典籍、管勾及侍仪舍人，使之成为国子监学生的一条重要出路。明代也以国子监生出任地方儒学的教官。这些地方儒学教官有品级，故而监生如能经考选任教官也算一种“出仕”。监生出任教官要经过朝廷的考试。譬如，洪熙元年八月乙酉，“行在礼部奏：‘今天下教官凡缺一千八百余员，太宗皇帝时曾选监生除授，今请于两京国子监推选五百人如旧，于翰林院考试，分别等第，以次铨除。’上可之。”清代也有这样的规定，顺治十一年，吏部议定：“岁贡愿就教职者，咨送吏部，会同内院廷试。”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罢岁贡生廷试之例，令各省学政循次考准，咨部补授训导”。雍正八年则决定，“恩、拔、副榜、岁贡生，肄业三年期满，使充教职，给发执照，回籍候选”。而且，乾隆元年议准，已考职的贡生未补缺的，“有愿就教职者听。”这等于是将学官作为考职的备选。但教职也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雍正、乾隆时的名臣孙嘉淦就指出，“伏查各省拔贡来京，三年期满咨部，别无录用之途，止有复设教谕一项。于十一缺之后叙用一人，计其得官之日，必需二三十年之久。”若是有国子监生三十而立之年才去候选教职，如愿以偿之日，恐怕也不免“范进中举”之叹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子监生，也不免去做一些临时性的事务工作。雍正九年时，清世宗“欲于在京官员人等内，拣选老成明白者数十员，命往陕西、内地州县办理宣谕化导之事，年余可竣，即著回京办理”。这件事情的缘起，大约与曾静在雍正六年（1728）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将其逮捕送京有关。出乎意料的是，雍正帝最后赦免了曾静，并下令收录两年来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行全国，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百姓讲解。为此，“国子监祭酒等在选拔贡生内拣选二三十员”，协同庶吉士前往。鉴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去做“宣谕化导”这种事恐难以服众，所以需要“老成”者。虽然这只是一桩临时性的差事，但皇帝既然答应“若好，加恩议叙”，意味着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出仕机会。通常来说，国子监生从入学到做官有着漫长的距离，步入仕途难度不小。连唐代大名鼎鼎的韩愈都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无论是哪个朝代，全国官缺有限，上至尚书、侍郎、督抚，下至知县、训导，皆有定额之数。国子监年年有产出，官场岁岁有定额，这一多一少之间，监生壅滞便是迟早之事，终成历朝历代绕不过的困局。参考文献：申国昌《生活的追忆：明清学校日常生活史》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杨现昌《明代国子监若干问题研究》王建军《元代国子监研究》等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上，原标题为《学而优则仕 国子监生的晋身之路》，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向衡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胡瓜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3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小故事：传说大宋年间，汴京城里有个杀手，诨号“三碗倒”，因为他入行以来接了三单生意，没有一单成功。第一次，他把砒霜掺进一壶龙井，结果目标人物是位茶道高手，一闻就皱眉：“这茶怎么一股铁锈味儿？”于是一整杯茶都喂了盆栽。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庆余年》第二次，他改用无色无味的断肠草汁，混入一盏建窑兔毫盏里的点茶。目标人物喝了半日，不仅没中毒，还越喝越精神，半夜爬起来狂敲邻居大门，邀请三五好友秉烛夜游。第三次，他干脆把毒下在茶饼里。谁料那茶饼是御赐的龙凤团茶，目标人物舍不得喝，供起来天天焚香礼拜，整整三年也没动一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三碗倒”蹲在墙角想了一晚，不是因为想通了，而是因为天亮了。他痛饮三大碗酒，仰天长叹：“都怪茶！我要是把毒下在酒里，早功成名就了！”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与君歌》虽然是一个想象中的倒霉反派，但他的这三次失败，其实对应了毒药与茶、酒之间的“孽缘”。在毒药面前，酒和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人们常说“毒酒”，却鲜少说“毒茶”？臭名昭著的“赐死神器”先说古人如何“玩转”毒酒。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从秦汉到明清，史书中的“毒酒”俯拾皆是，人们甚至发明了专用术语——“酖（读zhèn时，是鸩的异体字，毒酒）”来称呼毒酒。这种待遇，“毒茶”可没享受过。《左传》中已有“宴安鸩毒”之语，《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相吕不韦被流放后，“饮酖而死”，一代风云人物死于毒酒。吕后更是毒酒资深用户。《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惠帝元年（前194），吕后“使人持酖杀赵王”，一杯毒酒送走了刘邦最宠爱的儿子刘如意。惠帝二年（前193），齐王刘肥入朝，惠帝让刘肥上座，吕后大怒，又“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惠帝一同举杯，吕后生怕误伤，赶紧命人将酒撤下，刘肥才保住小命。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美人心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懿忌惮部将牛金，“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其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他命人做了一个双口酒器，自己喝好的那头，另一头盛上毒酒给牛金喝，手法不可谓不巧妙。唐代太子李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以至于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新唐书》里，慕容宝节因惧怕杨思训，“毒以药酒”，将他毒死。因为前人劣迹斑斑，到了宋代，酒已经成了臭名昭著的“赐死神器”。《宋史》记载，南汉国君刘鋹喜欢给臣子赐毒酒，归降宋朝后，宋太祖赐给他一杯酒，刘鋹跪在地上哭道：“未敢饮此酒。”宋太祖大笑，端过来自己喝下，刘鋹这才放心。果郡王被毒酒毒死。来源/电视剧《甄嬛传》除了史书，律法中也有毒酒的身影。《唐律疏议》规定“以毒药药人”的罪名时，举的例子是“若饮人药酒”，而非“饮人药茶”。可见毒酒杀人事件不少，而毒茶杀人并非主流。这些案例都在说明一件事——同为古代日常饮品，毒药对酒“情有独钟”，却对茶敬而远之。毒药为何如此偏心？难道酒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酒：怪我过分优秀白釉玉壶春瓶，宋代。来源/河南博物院是的，酒里有秘密，还不止一样。首先，酒与毒药之间存在着一种致命的“化学反应”。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毒药当属砒霜，砒霜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As2O3），砷及砷化物都含有剧毒。古人的化学认知有限，但经验告诉他们：砒霜这东西，碰上酒就特别“来劲”。宋代《开宝本草》记载砒霜“不可久服”，到明代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详述酒与毒的“不解之缘”：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若得酒及烧酒，则腐烂肠胃，顷刻杀人，虽绿豆冷水亦难解矣。今之收瓶酒者，往往以砒烟熏瓶，则酒不坏，其亦嗜利不仁者哉！饮酒潜受其毒者，徒归咎于酒耳。大意是说：砒霜性热，酒性烈，放在一起就互相催化，好比两个志趣相投的人一拍即合。这与酒的两种特性有关：其一，酒精能够有效溶解砒霜中的毒性成分，让毒药更快、更均匀地混入酒液；其二，酒精能加速人体血液循环，使血管扩张，心跳加快，毒药随血液迅速流布全身，加速毒发。因为这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古代一些中间商用砒烟熏酒瓶，以提升酒瓶的防变质功能。买家将酒放在瓶中，中毒后只会认为酒有问题，并不知道瓶中有猫腻。景德镇窑卵白釉加彩云龙纹玉壶春瓶，元代。来源/上海博物馆因此酒——尤其是经过蒸馏处理的酒——往往成为毒药的催化剂。清人张璐在《本经逢原》中也提到了酒的这一特性：“中其毒者……若犯火酒，必不可救。”酒液经过蒸馏后，热性与砒霜的热毒叠加，中毒的人必死无疑。酒不仅会促进毒发，还能与金属元素反应，产生新的毒素。在《本草纲目》“砒石”条目下，李时珍还提到“新锡器盛酒日久能杀人者，为有砒毒也”。这种推断或许受到了《土宿本草》中“锡受太阴之气而生，二百年不动成砒，砒二百年而锡始生”观念的影响，认为锡中含有砒毒。但现代科学证明，锡（Sn）和砒霜中的毒素砷（As）是两种不同的元素，李时珍“为有砒毒”的解释并不准确。可既然没有砷化物，锡器盛酒为什么还能杀人呢？元素锡（Sn）和元素砷（As）答案藏在另一种元素中——铅。古代冶炼技术有限，所谓的“锡器”并非纯锡，而大多是锡铅合金。酒长期存放后，部分乙醇会氧化成醋酸，醋酸与铅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可溶解的、有毒的醋酸铅。在加热酒时，这个过程会大大加速。醋酸铅潜伏在酒中，随着酒液进入人体，当摄入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严重的铅中毒——这才是古代锡器“杀人”的真正原因。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现代锡器中已不再含铅，是安全无毒的。连锡器里的铅都能被“拎”出来杀人，可见酒的溶解能力之强，堪称“大杀器”。当古人挑选毒药载体时，它从一次次实验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之无愧的“毒药之友”。对此，酒表示：小声点，难道光彩吗？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AI生成让你下毒，你下在解药里？说完了酒的优势，再来看看茶的劣势。历史上为何鲜有“毒茶”？因为这是一个可笑的悖论——在古人的观念里，茶是用来解毒的。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直言“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茶“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又兼解酒食之毒”。因此，清代类书《格致镜原》中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的说法，直到今日，民间仍然流传着“茶能解药”的俗话，一些人喝药时，都不敢用茶来咽。采摘下的茶叶。来源/恩施州人民政府官网既然茶能解酒毒，能解食毒，那能不能解砒霜之毒呢？根据《本经逢原》的说法，砒霜“畏绿豆芽、茶、冷水，入药醋煮用，或与芽茶同用……以杀其毒”。可见在古人的药学体系里，茶被当作砒霜的“克星”之一。把毒下在茶里，相当于把毒药下在解药里，难怪“三碗倒”会屡战屡败，努力努力白努力，竹篮打水一场空。退一步说，即便茶不能完全解砒霜之毒，但在“茶为万病之药”的集体认知下，又有谁会将毒药投进公认的“解药”里？除了“茶能解毒”的共识之外，古人之所以不选择毒茶，还有三方面考量。第一，气味盖不住。古代毒药提取工艺有限，砒霜、乌头、附子、钩吻（俗称“断肠草”）等常见毒药都带有刺鼻的异味，只有鸩毒据说“无色无味”。但历史上多“鸩酒”而鲜有“鸩茶”，或许鸩毒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隐蔽。要盖住这种异味，必须依靠更强烈的气味也就是酒味，茶显然不具备这种特征。乌头照片。来源/国家中医药博物馆饮茶讲究清幽淡雅，宋代以后，随着点茶、斗茶之风的兴起，文人雅士对茶的要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要让对方喝下一杯带有异味的茶，难度无异于登天。相比之下，酒本身气味浓烈辛辣，能轻易盖住毒药的杂味。而且喝酒的场合往往比较放松，气氛烘托到位，加上酒精麻痹大脑，一口闷下去，毒药就下了肚。即便酒里有点异味，也很容易被归因于“这酒劲儿大”或“这酒有点儿陈”。第二，也是最实在的一点：成本太高。毒药昂贵，沉没成本高，使下毒成为一场豪赌。不巧的是，茶同样也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宋代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茶之品莫贵于龙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一斤好茶价值二两黄金，这是什么概念？宋代物价混乱复杂，在常年，黄金二两足以购买数十石粮食！宜兴窑紫砂莲花式茶壶。来源/故宫博物院欧阳修还特别强调“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把昂贵的毒药投进更昂贵的茶里，这买卖怎么算都不划算。万一主人家舍不得喝，一次只泡一小撮，导致药量不够呢？万一主人家将茶供起来，日日焚香礼拜根本不喝呢？即使再厉害的毒药，此时也只能望洋兴叹。这种时候，就轮到酒大展身手了。人们对酒的要求普遍低于茶，普通酒也能入喉，这大大降低了下毒成本，也提高了对方饮用的概率，可谓一举两得。第三，饮酒与饮茶两种行为，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古人喝酒常常“造饮辄尽”，以彰显自己性情疏朗，不拘一格。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古人爱写劝酒诗，迟到了要自罚三杯，行酒令输了也要罚酒——换言之，酒是助兴之物，人们喝的是痛快。毒药混在酒里，咕咚一声就下了肚，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尤求饮中八仙图卷（局部），明代。来源/故宫博物院茶则不然，没有人会写“劝茶诗”，也没有人端着茶杯“行茶令”，说“我来晚了先自罚三杯”。品茶讲究一个“慢”字，要观色、闻香、品味，一套程序走下来，任何异味都逃不过老茶客的舌头。此外，陆羽《茶经》开篇就说“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是给品德高尚的人喝的。把“下毒”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和最清雅的茶联系在一起，天然就有一种违和感。反观酒，人们常说“酗酒伤身”“醉酒误事”“酒能乱性”……作为文化符号的“酒”，本身就带有一层危险性。把毒药和酒结合在一起，更符合人们的文化想象。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毒酒”便成了古人暗算行刺的最优解。参考资料：［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清］张璐著：《本经逢原》，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7年。［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思归乐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推荐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庞大而璀璨的诗歌遗产唐人的诗句不只是这座城市的记录者更是它的塑造者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安这座“唐诗之都”循着诗句的指引一步步走回那个诗酒风流的大唐长安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