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日。我们总说全力以赴、不留遗憾——这便是高考教会我们的专注：有限时间里，抓最重要的事，踏实做好该做的，结果交给时间。人生亦然，选择越多，越要学会删繁就简，减少不必要的消耗。连每天喝什么，也是如此。⬇️⬇️⬇️文末互动｜一句话暴露你的夏天🍃🍃🍃请用一句话证明：你是怎么“活过夏天”的？比如——“什么都不加，就是一口天然水”“清爽原叶茶，提神无负担”“NFC真果汁，喝出夏日新鲜滋味”💖💖💖评论区留下你的日常选择，点赞最高的前三位，送神秘夏日饮品一箱 文章原文

曾经被视为“摇钱树”的传统豪华品牌授权，如今正被经销商大规模抛售或置换。当大面积的退网与转网成为常态，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在这场渠道大迁徙中，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建店投入、库存车辆、备件设备等沉没成本，由谁来买单？作者：王帅国封图：记者拍摄在原北京最大奥迪4S店转投问界品牌一年半后，经过来广营顾家庄桥北300米路西附近的人们发现，在原址的一隅，奥迪建起了一座新的“堡垒”。在华阳集团“出走”后，奥迪并没有放弃这块阵地，而是联手中升集团重返战场。尽管现在的奥迪门店比旁边的问界门店矮了一头，并显得有些局促，但这座新“堡垒”的意义不言而喻。这里曾是华阳奥通奥迪店的所在地，如今大院被一分为三。问界占据了最显眼的主楼位置，理想汽车也在一旁开设了门店，中升集团接手原华阳奥通留下的残局后，于院落的西南角开设了一家规模较小的中升裕迪奥迪店。这一幕正是当下豪华品牌汽车经销商网络剧变的缩影。曾经被视为“摇钱树”的传统豪华品牌授权，如今正被经销商大规模抛售或置换。从奔驰、宝马、奥迪到保时捷、沃尔沃，传统豪华品牌的经销商网络迎来前所未有的洗牌，而中国新能源高端品牌也加快了“收编”经销商资源的步伐。当大面积的退网与转网成为常态，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在这场渠道大迁徙中，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建店投入、库存车辆、备件设备等沉没成本，由谁来买单？从“摇钱树”到“烫手山芋”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国约有5000家经销商退网，同时新增约5000家，净减少约400家。看似动态平衡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经销商投资人的资产缩水与艰难转型。“渠道是销量的承载体，销量萎缩了就不需要那么多渠道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表示，过去两年，传统豪华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下滑，渠道调整成为必然。她提到，以往经销商拿到豪华品牌授权就等于拿到了“摇钱树”，根本不存在主动退网的问题，但最近两年情况彻底变了。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结构上。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观察到，传统豪华经销商转投国产品牌已成为显著浪潮，且2026年明显加速。大型汽车经销集团率先布局，一、二线城市的原豪华品牌门店纷纷改做高端新能源自主品牌。经营模式也从传统的重库存4S店，转向轻资产的订单式体验中心。原北京最大奥迪4S店的变迁便是典型案例。华阳奥通作为奥迪在华北地区的旗舰店，其原址被问界和理想瓜分，中升集团虽接手了奥迪授权，但只能屈居一隅。“新势力品牌对奥迪的价格冲击非常大。”原华阳奥通员工、现中升裕迪员工孙涛说，华阳老板选择转投新能源，看中的正是其较高的提成比例和利润空间。在孙涛看来，相比传统豪华品牌微薄的销售利润，新势力品牌的回报更高，因此更有吸引力。事实上，经营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的优势，不仅是有更高利润回报率，全新的轻资产合作模式、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优势等，都吸引着经验丰富的经销商们。从更高的维度来看，传统豪华汽车品牌渠道变革的影响，不止于经销商与车企层面，更是市场话语权的转移。崔东树判断，国内豪华车市场的话语权将逐步向中国品牌转移。传统豪华品牌依靠百年积淀尚能维持基本盘，但份额下滑已成定局。国产高端品牌凭借技术、体验与服务优势，正在重新定义豪华标准。退网补偿机制缺失从更现实的视角看，一个新的问题正在浮现。目前，几乎所有汽车品牌并未建立公开、透明的退网补偿标准。随着退网潮涌，汽车厂家与经销商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郎学红透露，流通协会曾接到不少经销商反映，希望协会出面协调，让厂家给予一定的缓冲期或补偿。但现实往往残酷，尤其是对于采取“主动优化”策略的品牌而言。“实事求是地讲，国内各品牌对于经销商退网的补偿态度差异不大，有些品牌更消极一点。比如说，这两年奔驰、保时捷强制性要求经销商退网，或者采取一些变相的措施，但他们也没有什么补偿措施。”汽车行业资深人士张军表示。这种情况实际上违背了中国《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该条款明确，若供应商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应按不低于第三方评估价格回购经销商的设备及库存。“现在汽车品牌对于经销商退网的补偿机制，总体来说都不太好，不仅仅是豪华品牌，其他的品牌都存在这个问题。”张军表示，经销商退网，库存车和配件要自己处理，还没拿到的返利往往也都拿不到了，很多损失都让经销商承担，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经销商退网补偿机制缺失与行业发展的成熟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行业快速发展期，入市的人多、退出的人少，退网补偿问题并不突出。但近几年退出的经销商越来越多，矛盾随之显化。“以前行业盈利情况比较好，退网的经销商，有一点损失也能承受。现在行业不好，退出的又多，经销商盈利又不行，他们就要算细账了。”张军称，特别是那些主动要求经销商退网的品牌，如果没有一些配套的补偿机制，对经销商是很不友好的。郎学红表示，主流机构判断，到2028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燃油车渠道还将进一步承压。如果传统豪华品牌无法推出被市场广泛接受的新能源产品，其经销商网络的动荡将持续加剧。届时，沉没成本的兜底问题将更加凸显。行业呼吁借鉴成熟市场经验从美国、欧洲等成熟的汽车市场经验看，针对经销商退网有着较为健全的机制，经销商退出的程序与厂家的回购义务均以法律和仲裁条款予以约束。例如，美国由各州“汽车经销商特许经营法”构筑底线：厂家要终止/不续签授权或做系统性网络削减，通常需要满足“合理理由”、提前通知、整改期/申诉机会等程序。更重要的是，当授权确被终止或品牌退出，法条普遍要求厂家回购库存车、原厂配件、专用维修工具和设备。欧洲的路径更像“合同法+成员国司法”。欧盟层面早年通过汽车业专属豁免条例（BER）对汽车厂家与经销商关系做过特殊平衡设计，但2010年前后不再延续汽车专属豁免框架，开始重新启用一般纵向协议规则（是指同一产业链上下游、无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如生产商与经销商之间达成的限制交易条件的协议），并由成员国法补全。在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体系中，经销商合同终止时，对其为履行分销关系做出的“专用投入未摊销部分”通常可被认定为有权获得补偿。对于成熟汽车市场的经销商退出与补偿机制，张军表示：“靠主机厂主动去建立这种机制，目前不可能，必须有外力来推动。我们这两年也在呼吁，希望国家能够在制度建设上有一些更加针对性的要求。”在没有健全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对于经销商投资人而言，当下的抉择充满风险。转投新势力意味着放弃多年积累的售后基盘和品牌认知；坚守传统豪华品牌则面临销量下滑、价格倒挂和库存高压的困境。无论选择哪条路，前期投入的巨大沉没成本都难以全额收回。眼下正在上演的豪华汽车渠道大迁徙，最终将重塑中国汽车流通的版图。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绝对的赢家。汽车厂家在优化网络时，不得不面对渠道信用受损和长期投资意愿下降的隐忧；经销商在转换门庭时，必须承受资产减值和经营中断的现实损失。多位行业人士认为，或许只有当新旧势力达成新的平衡，建立起真正公平、可持续的渠道合作生态，这场关于沉没成本的博弈才能找到最终出路。（文中张军、孙涛均为化名）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各家曾经砸‘重金’展开的战略布局，如今看来更像是一个沉重的财务包袱。如果只算经济账，直销App完全不划算，哪怕头部机构也是如此。”作者：陈姗封图：本报资料室刘平至今还记得那段“逢人便推销、蹲点求扫码”的日子。2014年，他刚入行不久，在华南某公募基金公司的互联网金融部任职。为了完成公司App（移动应用程序）下载量的考核指标，他和同事们用最原始的“地推”方式，去写字楼门口向来往的上班族推销自家App，扫码就送纸巾、U盘、雨伞等小礼品。彼时，整个行业正被移动互联网浪潮裹挟。2013年余额宝横空出世，天弘基金凭借一款产品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基金公司一跃而起，犹如一记惊雷，炸醒了所有还在观望的公募基金。“得App者得直销”的口号在业内疯传，各家基金公司争相布局，试图通过自有App掌握客户、积累数据、摆脱对银行等代销渠道的依赖。刘平所在的公司也不例外。App下载量、注册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成了压在互联网金融部头上的核心KPI（关键绩效指标）。公司甚至喊出“全员营销”的口号，连投研部门的同事都被要求帮忙“拉新”。谁能想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移动端抢客大战”，10年之后竟演变成另一番景象。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截至2026年6月4日，已有国寿安保、前海开源、平安基金等7家公募基金先后关停App。若将时间轴拉长至近5年，这场“关停潮”已席卷20余家基金公司。刘平称，其所在的基金公司为开发和运维自有App累计投入超过千万元，每年的升级维护成本也有数百万元。而再看这一直销渠道的产出：日均仅有一两万人次登录，对应的销售保有量几百亿元，占公司管理总规模的比例不足2%。“各家曾经砸‘重金’展开的战略布局，如今看来更像是一个沉重的财务包袱。如果只算经济账，直销App完全不划算，哪怕头部机构也是如此。”刘平说。从“开发热”到“关停潮”2013至2015年，移动互联网浪潮席卷金融业，基金公司掀起了App开发热潮。刘平回忆称，当时“得App者得直销”的口号在业内广为流传，各家基金公司争相布局直销App，核心目标在于发展和壮大自有客户群体，以期摆脱对代销渠道的依赖、降低销售成本，实现长期发展。2013年，易方达成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部，开始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尝试，并于2014年1月正式上线自有电子商务App“e钱包”。2014年6月底，汇添富基金耗时半年打造的“现金宝”新版App正式上线，标志着该公司将战略重心转向手机端，时任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陈灿辉提出“只有抢占手机端，你才算真正地和用户密切接触”的观点。同一年，时任广发基金副总经理的肖雯也明确表示，移动理财一定是未来的大方向，并称广发基金将重点在移动端投入和布局。上海一家中大型公募基金的从业者对记者表示，早期基金公司积极开发自有App，主要遵循“去中介化”的逻辑。从而降低销售成本、增强客户黏性，并掌握宝贵的用户数据，以打造品牌影响力和服务的闭环。刘平回忆说：“那时候，公司会把App用户数纳入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核心考核指标，包括下载量、注册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等。”为完成指标，他逢人便推销，身边的亲朋好友几乎都被引导下载了公司App。在公募基金公司争相开发App的大潮下，公开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在非货币基金存续规模前100的公募基金中，近70家拥有自己的直销App。在考核导向下，基金公司想方设法“拉新”，核心手段是费率激励。彼时，代销渠道的折扣力度尚小，基金公司甚至在直销App上推出申购费一折的优惠。“这确实是较为有效的获客方式。但另一方面，作为持牌金融机构，基金公司受到较多监管限制，无法像互联网大厂那样大规模地推广‘拉新’，所能采用的手段无非是消费红包、体验金、抵扣券等，因此效果并不突出。”刘平说。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信达澳亚基金当年9月宣布终止“信达慧理财”App运营，此后，公募App退场名单逐年拉长。让刘平没想到的是，公募基金App退潮来得如此之快。2022年，方正富邦、英大基金、中海基金等基金公司宣布暂停或终止运营维护App，到了2023年则增至十余家；2024年，诺德基金、长城基金、中科沃土基金也陆续关停App；2025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诺安基金、东方基金、申万菱信、金鹰基金、平安基金、前海开源、国寿安保7家官宣暂停App的运营及维护服务。一笔“成本账”受访的公募基金人士指出，基金公司App从兴起到陆续下架，背后主要有两大因素推动。一是第三方平台带来的“降维打击”。随着蚂蚁财富、天天基金等平台的崛起，它们凭借巨大的流量优势和丰富的产品线，几乎重构了基金销售生态。相比之下，基金公司自建App获客难度与成本被拉高。兴业证券研报指出，2018—2023年期间，公募基金直销渠道的保有量份额从61.3%大幅下降至36.7%。代销渠道中，随着以蚂蚁基金、天天基金为代表的互联网销售平台的崛起，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的市场份额实现快速赶超，2018—2023年期间，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金额份额从9.6%提升至32.1%，保有量份额从7.8%提升至25.8%。二是高昂的“烧钱”现实。开发和维护一款合规、体验良好的App，需要不菲的投入，但更大的开销在于持续获取新用户。对绝大多数基金公司而言，与其将资金持续投入这一领域，远不如将其配置到投研能力建设或产品业绩打磨上更为划算。上海一家公募基金于2024年底关停旗下App，并将相关业务功能迁移至微信小程序。该公募基金一位人士告诉记者：“除了顺应客户使用习惯，将核心功能迁移至微信小程序外，公司下架App主要还是出于成本考量。虽然小程序功能相对简单，App能承载更复杂的功能和更丰富的信息量，但两者的投入差距很大。”据其透露，App的开发和运维成本比小程序高出约3到7倍。App的运维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现象。刘平对记者表示，从整个行业来看，公募基金直销App每年的运维成本普遍在数百万元。其中，技术开发与系统建设、运维与安全防护、迭代更新与合规适配，以及人力支出，构成了基础固定成本。但更为重要的是获客与运营成本。“既然已经投入了沉没成本，大家还是想通过运营将‘量’做起来，但这也意味着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刘平说。多位受访的公募人士称，早期，基金公司建设自有App旨在掌握客户与数据，减少对第三方代销渠道的依赖。然而，高昂的技术维护、用户引流投入、合规成本，与有限的直销收入形成倒挂，迫使行业整体转向精简运营策略。除了运营成本高、投入产出失衡的问题，排排网财富公募产品经理朱润康向记者分析称，公募机构收缩直销业务，还有两方面的考量：首先是用户获取与留存困难，单一公司App的产品丰富度和便利性通常不及大型代销平台；其次，在资源有限时，部分机构选择优先保障投研等核心能力，将规模拓展委托代销渠道，以便于集中精力和资源专注投资主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停App的基金公司均将业务迁移至自家官网、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上。从自建平台、自主运营流量转向嵌入微信生态、借力平台流量做直销，公募基金直销向轻量化演进。经济观察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当前，展业的基金公司中，仍在运营的基金直销App（不含基金财富子公司App及取得公募牌照的其他资管机构）数量在40家左右，且主要为头部公募或具有战略定力的中型公司。从“营销入口”到“服务阵地”近年来，在流量争夺与成本压力的双重夹击下，仍有不少基金公司坚守自有App阵地。只是，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悄然转型。刘平所在的基金公司也在持续探索App的转型路径。他说：“公司内部对直销App的定位与期待已发生深刻变化：从过去注重销售导向的‘拉新’功能，转向以服务为核心的陪伴功能。”刘平观察到，目前，不少基金公司自有App正在积极探索买方投顾模式。“借助基金公司自身的投研深度和专业优势，App已开始承载组合策略、智能调仓、行为引导等功能，从而提升客户黏性。”此外，自有App在客户数据层面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基金公司面临的最大短板在于自有客户数量有限、对代销渠道依赖度较高。而通过对自有App客户行为等数据资产的分析与挖掘，基金公司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客户需求，从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刘平说。上述上海中大型公募基金从业人士也表示：“无论是公募基金App关停潮，还是App自主转型，背后均折射出公募基金的营销发展路径从重规模转向重服务。”该人士表示，其所在公司已结合行业发展的趋势，完善官方直销平台的基础建设。以投顾业务的开展为契机，开拓自有平台投顾业务，将忠实客户转化为投顾客户。“直销平台天然地离客户‘更近一点’。基金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通过推出有特色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来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黏性。”在基金直销平台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多家头部机构正从单一的产品销售渠道，向“资产配置解决方案中心”迈进。例如，易方达对其一站式理财平台“e钱包”进行焕新升级，将原有直销客户升级为易方达财富客户，支持全市场基金交易，并推出覆盖资产增值、现金管理、养老规划、子女教育等场景的专业投资顾问服务。华夏基金则通过“华夏基金管家App”打造五大优势服务，包括智能管家式体验、活期通高流动性快取服务、亲子与养老等场景化账户管理、一键资产诊断功能，以及积分福利体系，为用户提供信息过滤与投资决策辅助。此外，南方基金、广发基金、万家基金、博时基金等均升级了直销App，在功能属性上也逐步转向投顾。天相投顾此前指出，从目前的行业发展来看，服务于投资者、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已经逐步成为基金销售渠道的业务目标。受访的公募基金人士认为，未来基金公司在直销的投入可能会更聚焦，从重销售转向重服务。一场系统性的纠偏事实上，公募直销App的退场或转型，折射出公募基金行业销售底层逻辑与业务模式正在经历深刻重塑。2022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拉开改革序幕。2025年5月，证监会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推动基金销售从过去的“规模导向”转向“以投资者利益为导向”，告别“规模狂欢”，开启“深耕服务”的新阶段。一方面，《行动方案》明确提出“降本增效”的要求。公募基金行业人士分析称，该方案鼓励基金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低效投入，直接加速了App关停进程，行业正从“重资产直销”向“轻量化运营”的转型。这一年，规模超3000亿元的国寿安保、规模达6600亿元的平安基金也选择关停App。对于很多公募机构而言，维护成本与产出比早已严重失衡。另一方面，销售渠道的考核“指挥棒”正在从考核“卖了多少”转向“客户赚了多少”。基金公司的服务模式也从一次性的销售，转向提供持续的投前—投中—投后全周期陪伴。在《行动方案》发布之后，一系列配套制度安排同步推进，如费率改革落地见效、业绩比较基准逐步完善、绩效考核持续优化、销售新规严格执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层层递进。2025年9月，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降低基金投资者成本，规范公募基金销售市场秩序，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10月，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征求意见稿）》，对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选取与使用作出规范性制度安排，推动基金管理人完善内部控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12月，《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先后下发，分别规范行业考核机制与基金销售行为。进入2026年，相关制度建设从征求意见阶段迈入正式实施阶段。1月23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自3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公募基金行业围绕“业绩比较基准”这一核心坐标，开启新一轮规范化建设；4月1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进一步规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行为，健全公募基金行业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绑定。“基金公司抢流量、重营销、重规模已成为过去式。”刘平明显感受到，在一系列监管新政之下，公募基金行业的营销发展正在经历深刻变化。首先是考核导向方面，从过去的追求规模转向注重投资者回报；其次是销售行为方面，从过去的动量营销迈向服务驱动；再次是发展逻辑方面，从过去的明星基金经理模式转向投研体系的驱动；最后在销售的节奏上，从过去的重视首发，到现在的重视持营，以及逆向销售的探索等。刘平认为，未来公募基金App的分化大概率还会延续，那些缺乏清晰战略定位、缺乏足够产品线支撑、缺乏投研品牌溢价的App，继续维持运营的意义已经不大。但与此同时，头部基金公司对App的投入会进一步“做深”而非“做广”——不是追求下载量和日活，而是追求对存量客户的服务深度和投顾转化率。（应受访者要求，刘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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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明确，面膜化妆品、保健品、牙膏牙刷牙线、隐形眼镜、按摩设备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新政的出台，会对医用敷料品牌的药房销路产生哪些影响？是否影响各品牌加码OTC渠道的计划？作者：罗文利封图：图虫创意走进北京三环边一家不足20平方米的社区药店，抬眼便能看到正对着店门的货架，摆放的是品牌各异的“医美面膜”，正对视线的是一款名为禹瞳医疗的医用重组胶原蛋白敷料，同类产品还有易孚朗朗、美人妍、UEH等品牌，以及可复美、敷尔佳等消费者熟知的品牌。当经济观察报询问能否刷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这些产品时，店员回答：“用不了，不能刷医保有段时间了。”几公里外的另一家药店店员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在医用敷料货架前，店员介绍，这些产品均可以使用医保个账支付。记者注意到，这些面膜的商品标签左下角贴着蓝底白字的“医保”标识，有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敷料、京润珍珠医用透明质酸钠修护膜等。店员称，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要求这类面膜不能刷医保，但以后会不会剔除在医保支付范畴外，还要“等通知”。5月19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通知明确，面膜化妆品、保健品、牙膏牙刷牙线、隐形眼镜、按摩设备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政策发布半月后，记者先后走访北京多家药店，并以消费者身份询问青岛、广州、成都、上海等地共20家药店发现，对于使用医保个账购买医用敷料，药店的终端执行情况差异显著，在记者抽样调查的20家药店中，无法通过医保个账销售医用敷料的药店约占六成。近两年，不少本土化妆品品牌将OTC渠道（非处方药渠道或药房渠道）视为新增量，药店成为其重点布局的赛道。经营了近30年药店、在苏浙两地拥有多家连锁药店的吴亚鹏告诉记者，医用敷料在药店渠道有几个销售优势：一是药店给产品提供了专业场景；二是店员可以围绕术后修复、敏感肌修护等场景做出产品推荐；三是过去部分门店支持医保个账支付，降低了消费者的直接现金支出。此次新政的出台，会对医用敷料品牌的药房销路产生哪些影响？是否影响各品牌加码OTC渠道的计划？刷医保卡买面膜逐步收紧北京五环内的一家连锁药店，门外挂着“医疗器械”“个人护理”“轮椅租售”等招牌，这是一个在北京约有38家门店的连锁品牌，该品牌在全国拥有超直营及加盟门店总数超3.45万家。店员着力推荐的是一款品牌名为禹瞳医疗、价格98元的医用重组胶原蛋白敷料，产地为湖南，包装盒上红底白字标注“无菌”“医用胶原蛋白”字样，店员称其“临床使用的”“比可复美效果好”。当记者询问能否以医保支付时，店员摇了摇头，并称二类医疗器械的面膜也不能刷医保。但是在青岛的一家连锁药店内，店员先是推荐了一款市面上不常见的品牌，随后介绍可复美、敷尔佳等品牌产品，“只要是械字号的就可以刷医美面膜”；青岛的另一药店店员称，线上电商平台因系统问题无法使用医保，“到店购买就可以使用”；广州一药店店员给出了类似的答复，“医美面膜线上不能支付，但线下门店可以刷”。在药店，这类产品通常被称为“医用敷料”“二类器械面膜”。此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相对宽泛，一些地方允许个人账户支付定点药店内的保健品、个人护理用品等非药品类商品。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分享的“医保买面膜”，多指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医美面膜”。按照上述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需在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白名单制度，因此各地出现落实进度不一的情况。上海某连锁药房提到，医用敷料的几款主流面膜去年便移出医保名录；青岛某药店店员坦言，“今年4月还可以用医保，现在已经不允许了”。吴亚鹏告诉经济观察报，药店之间口径不一，和连锁总部管理、收银系统更新、门店执行节奏有关。大型连锁药店通常会响应更快。高毛利产品记者在北京、青岛、成都等地走访时看到，医用敷料货架在一些药店的位置十分醒目，有的正对着进门处，有的占据入口一侧宽约一米的五层货架，有的和其他医疗器械、个人护理产品放在一起。部分店员会优先推荐一些小众品牌，用“买一送一”“两件七五折”等活动吸引消费者。在问及医用敷料不同品牌的销售情况时，有些店员也首提这些小众品牌，称其“卖得很好，有人一次购买五套、十套”。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药店并不优先推荐可复美、薇诺娜等熟知品牌，而是主推价格更低、消费者较少听说的医用敷料产品。北京一家药店店员的解释是，其推荐的产品“没打广告，卖得便宜”，价格低于可复美。吴亚鹏认为，药店愿意推荐一些不知名品牌，与药店的利润收入直接挂钩。常见药品价格高度透明，大部分药品利润微薄，而医用敷料等非药品类的利润空间通常更好。他说，一些药店把医用敷料放在显眼位置，正是因为这类产品能贡献更高毛利。值得注意的是，药店销售人员频繁使用“医美面膜”“械字号面膜”等销售话术，并不意味着医用敷料可以被简单理解为“面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20年1月发表的《化妆品科普：警惕面膜消费陷阱》一文中提及，所谓“械字号面膜”，其实是医用敷料，属于医疗器械范畴。医用敷料可以与创面直接或间接接触，具有吸收创面渗出液、支撑器官、防粘连或者为创面愈合提供适宜环境等医疗作用。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相关要求，医用敷料命名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称词语，因此，不存在“械字号面膜”概念，医疗器械产品也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对品牌的影响几何贝泰妮（300957.SZ）旗下的薇诺娜、巨子生物（02367.HK）旗下的可复美，是国货美妆公司中较早开拓OTC渠道的品牌。据《中国零售药店功效性护肤品趋势白皮书》，薇诺娜在2016年开始布局，其OTC渠道的销售额在2023年已接近10亿元；可复美同年OTC渠道销售额达4.67亿元，与薇诺娜合计占据该渠道超六成的市场份额。据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超过6家本土化妆品公司在2025年宣布入局OTC渠道，在此之前，这一渠道的头部化妆品品牌不超过3个。对于白名单制度对品牌的影响，巨子生物6月4日告诉经济观察报，其认为药店渠道仍是该公司线下布局的重点方向之一。贝泰妮称，其已针对该政策进行了审慎评估，他们判断该政策对公司及旗下薇诺娜品牌的经营基本面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并称，薇诺娜在OTC渠道的产品本身不涉及医保个人账户支付，销售以现金、银行卡、移动支付等市场化方式完成，不依赖医保支付。品牌同时强调了药房的优势在于专业场景，而非支付方式。贝泰妮方面告诉经济观察报，薇诺娜推出医用修复敷料、次抛精华、术后修护贴敷料等产品的目的，是为OTC渠道提供更丰富的专业产品组合、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皮肤健康需求，而非追求医保支付资格。目前，贝泰妮在OTC渠道主推的是“妆械联合”模式，即通过“妆字号”与“械字号”的组合，覆盖消费者的全场景护肤需求。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为药房提供差异化的专业品类、提升客单价与复购率，而非依托医保支付驱动销售。5月19日国家医保局通知发布后，敷尔佳（301371.SZ）5月21日也在其投资者问答平台回复称，目前该公司医疗器械类敷料产品能否纳入各省级医保个人账户白名单，尚未明确。该白名单主要影响消费者支付方式，对该公司产品本身能否在OTC渠道销售无实质影响。目前，OTC渠道对敷尔佳的收入贡献较低，2025年、2026年一季度分别约为5%、6%。该公司称，虽然其在行业内的OTC渠道覆盖率处于偏低水平，但会继续完善销售体系，加大对OTC渠道的布局。巨子生物同样认可药店渠道的专业背书作用。6月4日，巨子生物方面告诉经济观察报，OTC渠道的核心价值在于自带专业和医疗属性，与巨子生物以科技为驱动的专业品牌定位相匹配，消费者在药店购买产品更有信任感，且线下的药房网点能让消费者解决急用需求。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2026年堪称消费级外骨骼“商业化落地元年”，但该产业目前仍处于早期的培育阶段。眼下，行业热度快速走高，各路资本密集进场，大批初创企业扎堆入局，可标准缺失、监管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作者：王惠封图：受访者供图2026年5月，消费级外骨骼机器人（下称“外骨骼”）赛道热度骤升。海尔集团（下称“海尔”）、极壳科技相继推出外骨骼新品；火箭院“智行”膝关节智能助行外骨骼在千灵山完成个人用户首测。资本端同样活跃，极壳科技完成5000万美元B+轮融资，航墨科技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行业整体升温的同时，部分企业已将目光投向银发市场。5月26日，海尔推出了新款外骨骼设备W3。据海尔提供的数据，W3在5月销量超1000台，6月预计销量将增至约2000台。销量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用户的实际需求。72岁的刘阿姨住在没有电梯的楼房里，她穿上外骨骼后，能够提着菜篮子自己走下楼，这是因为外骨骼可以帮助老人抬高大腿，让行走更加省力。以前，解决老年人行动不便主要依赖拐杖、助行器、人员搀扶等。外骨骼的面世，让老年人出行变成一种可被重新定义的能力。事实上，外骨骼机器人并非新兴概念。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的研究，经过半个世纪发展，已从军事领域拓展至医疗康复、工业制造及消费场景。近年来，泰山、黄山、长城等景区引入外骨骼设备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消费型外骨骼机器人进一步被大众熟知，并逐渐向老年人场景延伸。目前，养老级外骨骼仍处于探索阶段。能否落地实用、切实解决养老行动难题、拥有舒适的穿戴体验和普惠的价格，是大多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盯上”老年人是顺理成章的“从今年3月份，外骨骼机器人的销量开始猛增，产能都跟不上了。”鲜策表示。鲜策在海尔负责外骨骼、陪伴机器人以及烹饪机器人等业务。他自2017年起便关注外骨骼领域，曾赴哈尔滨工业大学调研早期的消费级外骨骼设备。彼时设备虽体积庞大、实用性有限，却让他看到了民用化的潜在方向。2021年前后，有些公司开始尝试通过众筹的方式推动产品上市，但最终未能实现。也就是在那个节点，鲜策开始思考，如果外骨骼真要走向消费市场，它的核心用户究竟是谁？他的判断很快变得清晰——老年人。这一选择在鲜策看来不是匆忙的决定，而是“顺理成章”的。海尔本身已在康养产业、家庭医疗等领域布局银发经济，而外骨骼恰好能帮助老年人解决行走不便的问题，二者存在天然契合点。2025年至今，海尔已推出外骨骼设备W1、W2、W3，主要面向有出行助力需求的老年人和热爱户外运动的年轻人。庞大的老龄基数与行动机能下滑的普遍现状，让适老化外骨骼成为了市场刚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末人口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亿，占总人口23%。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教授于普林曾表示，运动能力下降被定义为一种与增龄相关的老年综合征，通常表现为走路变慢、爬楼梯困难，甚至日常活动如提重物、短时间步行都感到吃力。在中国社区老年人群中，大约每三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面临运动能力下降。作为一种可穿戴机器人系统，外骨骼一般佩戴于腰腿部，通过电机、传感器、控制系统等技术协作，来帮助用户增强身体能力、减轻运动负担或辅助日常活动。一个让鲜策印象很深的例子：南京一位股骨头坏死的老年人，因每年需出国2至3次看望孩子，原本准备手术。他购买了W1后，起初穿戴时疼痛剧烈，一度想退货。但坚持使用约半个月后，渐渐觉得帮助很大，最后把手术取消了。鲜策表示，老年步态不需要那么大的助力，步伐较小，需要抬腿的高度不高，但个体差异极大。因此，在研发过程中团队经历了多次失败。W3搭载新一代AI步态算法3.0，通过高精度传感器毫秒级识别用户运动意图，并面向60岁以上人群新增小碎步模式，以更好地适配老年人的行走习惯。外骨骼需要紧密贴合身体才能有效助力，安全性是市场较为关注的重点。在采访中，鲜策也多次强调安全性。他认为，即便外骨骼设备逐步普及，也无法适配全部老年人群。外骨骼适于帮助具备完整运动能力的人节省体能，高龄群体、中风、骨关节病症等行动受限人群需谨慎选用，依靠轮椅出行的使用者，无法借助外骨骼站立起身。绕不开的难题目前，行业普遍认为外骨骼面临成本高、续航短、舒适性差等落地瓶颈。鲜策表示，外骨骼要输出更强动力、延长续航，就需要更大的电池，整机重量也随之增加。行业常用“裸机”（不含电池和软包）来定义外骨骼的重量。W3采用双电机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挑战。单电机虽然能做到更轻，但只能为两条腿提供统一的助力，无法适应老年人左右腿力量不均的情况。双电机则可实现独立控制，更贴合真实的步态差异。他介绍，为了实现轻量化及人机贴合度，W3的腰部支撑和腿杆应用了碳纤维异形件。这种材料虽轻，但异形结构导致无法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目前这两个核心部件的良率仅为50%左右，这意味着每生产一批，就有近一半的部件报废。这也带来了一定的成本压力。重量之外，匹配度直接关系着外骨骼能否真正“适配”每一位老年人的步态。鲜策介绍，不同身高、体重、步态的老人，体验差异很大。用户线上选购缺少线下步态适配环节，设备和个人身体适配度偏低，导致线上退货率普遍偏高。为此，海尔已在全国布局200多家门店和体验点，计划到2026年10月，建成30多家地标性旗舰店，后续向二、三线城市持续覆盖，以扩大普及。哪些老年人会买外骨骼？鲜策介绍，目前购买者多为有真实助行需求的老年人，其中一部分是自己到店，更多则由子女带到店内体验后购买。但线下成交并非易事，以周末为例，每天有需求的上门用户可能上百人，实际成交仅20至30台。鲜策分析原因：有的老年人觉得穿个机器在身上会不好意思，有的老年人则舍不得花钱⋯⋯从政策环境看，2025年12月，由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加快推动具身智能技术、新兴材料技术、基因技术、康复辅具等产品研发，积极探索包括外骨骼机器人在内的技术，为身体功能退化的老年人提供科技支撑。此外，多地发布支持外骨骼机器人发展的方案。例如，2024年11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发展医学人工智能工作方案（2025—2027年）》提出，推广外骨骼等康复机器人等外治设备；2025年5月，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八部门印发的《四川省脑机接口及人机交互产业攻坚突破行动计划（2025—2030年）》提出，加快推动人机协同外骨骼等规模化生产应用。不过，鲜策指出，当前消费级外骨骼的大范围普及仍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多数老年用户认知不足，市场教育尚不到位；二是设备售价普遍偏高，若要走向大众，价格需继续下探，但受材料成本与良率制约，这一降价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普及之路还有多远2026年以来，消费级外骨骼赛道呈现三大特征：资本密集涌入，产品向轻量化与平价化发展，渠道从线上向线下延伸。例如，资本层面，极壳科技5月完成5000万美元B+轮融资，蚂蚁集团和美团龙珠领投，B轮系列融资融资额达到了1.2亿美元；3月，程天科技完成亿元级B+轮融资，农银资本领投。根据国际研究机构ABI的数据，2025年至2028年为外骨骼机器人产业的高速增长阶段，预估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7.7%，2028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58亿美元。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数据，2025年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42亿元人民币，2023年至202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50%。鲜策认为，2026年堪称消费级外骨骼“商业化落地元年”，但该产业目前仍处于早期的培育阶段。眼下，行业热度快速走高，各路资本密集进场，大批初创企业扎堆入局，可标准缺失、监管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鲜策预测，这一粗放式增长恐难持续。目前行业类似智能家居的早期状态，扫地机器人从爆发到洗牌用了3至5年，洗地机用了3年左右。照此规律，消费级外骨骼行业预计在2027年迎来首轮洗牌。快思慢想研究院院长田丰认为，消费级外骨骼机器人在老年人市场正处于“前规模化”阶段，虽然技术已基本验证可行，但商业化路径尚未打通。目前市场结构呈现“医疗主导、消费萌芽”的格局，头部企业高度集中。行业竞争的核心，已经从能不能造出外骨骼，变成了能不能造出让老年人愿意长期穿在身上、真正留下来用的外骨骼。2025年，由多位一线康复科医生、机器人研发工程师和适老科技观察者组成的知乎答主评审团，测评了三款主流外骨骼产品。结果显示，外骨骼尚未突破“实时精准理解穿戴者意图”的技术瓶颈，产品算法适配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还需采集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动作数据，以增强算法对“细微动作意图”的识别能力。“尽管算法很重要，但不用迷信算法，外骨骼是体验性很强的设备，用户体验好的算法，就是好算法。”鲜策说。鲜策坦言，当前，外骨骼研发最难的并非算法，而是做轻机身、做好人体工学设计，实现无感穿戴。其中承担动力供给的高密度电机，很难在缩减自重的同时，保障动力达标。研发团队正尝试优化减速齿轮材质，进一步攻克轻量化难题。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何柳颖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6月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宣布，已成立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汇聚具备相关经验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的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在香港的应用及扩展潜力。 专家小组成员包括来自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法律顾问公司，以及金融基建和科技供应商的代表。基于金管局各项代币化债券相关工作至今所取得的进展，专家小组将共同探讨政策措施、市场惯例和创新方案。 “通过汇聚银行、法律、基建及科技等多方力量，专家小组有望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为代币化债券形成更成熟、可复制的市场实践路径。”金杜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及香港大学法学院兼职副教授费思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由“项目推动”迈向“机制建设” 名单显示，中银香港、交行香港、东方汇理银行、建行亚洲、恒生银行、汇丰、工行亚洲、渣打香港、瑞银等金融机构均在专家小组之列。 （图源：金管局） 金管局表示，将与专家小组成员保持沟通，深入探讨与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相关的各项议题，并按市场发展需要检视及更新专家小组的组成。 据了解，金管局已于5月举办了首轮专家小组讨论，就香港现行法律及监管框架及其在代币化债券发行和交易方面的应用交流意见，以促进代币化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更广泛应用。 HashKey方面提及，在专家小组讨论会议上，公司与监管机构及行业伙伴，围绕香港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框架，在代币化债券发行与交易中的落地应用开展交流。 近年来，金管局通过多项措施推动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在费思看来，此次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的成立，体现了香港金管局在前期多轮概念验证和政府数码债券发行基础上，进一步由“项目推动”迈向“机制建设”的政策延伸，有助于凝聚市场共识、推动标准化和规模化发展。 HashKey RWA首席执行官刘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金管局牵头组建跨领域专家小组，是香港代币化债券赛道演进的关键里程碑。“小组串联全产业链各方，搭建监管与市场常态化协同通道，梳理过往数码债券实操经验、汇集行业实务建议并反馈监管，助力配套制度稳步优化。我们将凭借自身技术与产业资源深度参与研讨献策，协力筑牢代币化债券市场化发行的制度基石。” 从8亿到100亿的跃升 围绕代币化债券，香港实现了从概念验证到试点落地，再到规模扩大的跃升。 2021年，金管局展开其代币化债券工作，与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辖下香港中心合作完成概念验证项目。随后，金管局成功为特区政府完成三批具标志性的代币化债券发行。 2023年2月，香港成功发售8亿港元的代币化绿色债券，这是全球首批由政府发行的代币化绿色债券。 2024年2月，香港成功发售以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计价，总值约60亿港元的数码绿色债券，成为全球首批多币种数码债券。 2025年11月，香港成功定价约1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同样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且发行年期延长至最多5年，以满足投资者对更长年期数码债券的需求，该批债券亦是全球首批在交收程序中应用人民币及港元代币化央行货币的数码债券。 “债券落地加速全市场对DLT（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及链上新基建的认知普及，重塑市场传统交易思维。” 刘佳认为。 政策资助方面，在2024年11月，金管局亦推出数码债券资助计划，若能满足资助计划相关资格要求，每笔在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可获最高250万港元的资助。资助计划在推出即日起接受申请，初步为期3年。 刘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伴随法规细化、底层基建持续迭代，叠加相关产业扶持补助计划落地，香港代币化债券迎来规模化发展窗口期。 近年来，香港围绕代币化产品设计与落地进行了持续探索，本次专家小组的成立成为生态协同的关键一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不仅利好香港的代币化债券发展，也有利于香港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原则下，香港代币化债券预计将继续沿着政府引领、机构参与、逐步扩展的路径发展，并从单一试点走向更常态化的发行和应用。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提升数字债券发行和交收效率，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数字金融创新枢纽的地位。”费思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何柳颖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6月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宣布，已成立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汇聚具备相关经验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的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在香港的应用及扩展潜力。 专家小组成员包括来自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法律顾问公司，以及金融基建和科技供应商的代表。基于金管局各项代币化债券相关工作至今所取得的进展，专家小组将共同探讨政策措施、市场惯例和创新方案。 “通过汇聚银行、法律、基建及科技等多方力量，专家小组有望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为代币化债券形成更成熟、可复制的市场实践路径。”金杜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及香港大学法学院兼职副教授费思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由“项目推动”迈向“机制建设” 名单显示，中银香港、交行香港、东方汇理银行、建行亚洲、恒生银行、汇丰、工行亚洲、渣打香港、瑞银等金融机构均在专家小组之列。 （图源：金管局） 金管局表示，将与专家小组成员保持沟通，深入探讨与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相关的各项议题，并按市场发展需要检视及更新专家小组的组成。 据了解，金管局已于5月举办了首轮专家小组讨论，就香港现行法律及监管框架及其在代币化债券发行和交易方面的应用交流意见，以促进代币化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更广泛应用。 HashKey方面提及，在专家小组讨论会议上，公司与监管机构及行业伙伴，围绕香港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框架，在代币化债券发行与交易中的落地应用开展交流。 近年来，金管局通过多项措施推动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在费思看来，此次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的成立，体现了香港金管局在前期多轮概念验证和政府数码债券发行基础上，进一步由“项目推动”迈向“机制建设”的政策延伸，有助于凝聚市场共识、推动标准化和规模化发展。 HashKey RWA首席执行官刘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金管局牵头组建跨领域专家小组，是香港代币化债券赛道演进的关键里程碑。“小组串联全产业链各方，搭建监管与市场常态化协同通道，梳理过往数码债券实操经验、汇集行业实务建议并反馈监管，助力配套制度稳步优化。我们将凭借自身技术与产业资源深度参与研讨献策，协力筑牢代币化债券市场化发行的制度基石。” 从8亿到100亿的跃升 围绕代币化债券，香港实现了从概念验证到试点落地，再到规模扩大的跃升。 2021年，金管局展开其代币化债券工作，与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辖下香港中心合作完成概念验证项目。随后，金管局成功为特区政府完成三批具标志性的代币化债券发行。 2023年2月，香港成功发售8亿港元的代币化绿色债券，这是全球首批由政府发行的代币化绿色债券。 2024年2月，香港成功发售以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计价，总值约60亿港元的数码绿色债券，成为全球首批多币种数码债券。 2025年11月，香港成功定价约1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同样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且发行年期延长至最多5年，以满足投资者对更长年期数码债券的需求，该批债券亦是全球首批在交收程序中应用人民币及港元代币化央行货币的数码债券。 “债券落地加速全市场对DLT（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及链上新基建的认知普及，重塑市场传统交易思维。” 刘佳认为。 政策资助方面，在2024年11月，金管局亦推出数码债券资助计划，若能满足资助计划相关资格要求，每笔在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可获最高250万港元的资助。资助计划在推出即日起接受申请，初步为期3年。 刘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伴随法规细化、底层基建持续迭代，叠加相关产业扶持补助计划落地，香港代币化债券迎来规模化发展窗口期。 近年来，香港围绕代币化产品设计与落地进行了持续探索，本次专家小组的成立成为生态协同的关键一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不仅利好香港的代币化债券发展，也有利于香港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原则下，香港代币化债券预计将继续沿着政府引领、机构参与、逐步扩展的路径发展，并从单一试点走向更常态化的发行和应用。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提升数字债券发行和交收效率，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数字金融创新枢纽的地位。”费思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SpaceX或许能为特斯拉兜底，但两家公司合并将给股东带来挑战。图片来源：Photo illustration by Fortune; Original photo of Musk by Harun Ozalp—Anadolu/Getty Images: background from Getty Images 在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的IPO进入倒计时之际，围绕马斯克可能为旗下两大科技巨头合并而布局的猜测也悄然发酵。 根据SpaceX周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修订版招股书，该公司将股票价格固定为每股135美元，计划发行5.556亿股A类股。结合公司总股本测算，SpaceX估值约为1.77万亿美元，计划最早于 6月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SPCX”。 上个月，据CNBC报道，一名特斯拉员工及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与火箭及人工智能公司SpaceX正在评估合并的可能性。在这篇报道发布之前，有关双方潜在联姻的猜测就已甚嚣尘上。韦德布什证券分析师丹·艾夫斯认为，两家公司合并的概率高达80%，并称整合马斯克旗下两大核心资产的计划已经就绪。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罗斯·格伯指出，鉴于马斯克已将xAI并入SpaceX，推动特斯拉与SpaceX合并将助其实现打造一家大型AI科技企业集团的愿景，宛如AI领域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尽管目前难以判断众多华尔街人士的预测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对埃隆·马斯克而言，利用SpaceX即将上市引发的巨大市场热度来拯救陷入困境的特斯拉，这一策略是合乎逻辑的。 按照预计1.77万亿美元的市值计算，SpaceX的估值看起来严重偏高（一些知名分析师甚至表示会回避这次IPO）。因此，马斯克可以利用这些被高估的SpaceX股票作为并购对价，以高价收购特斯拉，甚至可能按特斯拉当前同样高得离谱的1.65万亿美元市值完成交易。如果没有SpaceX作为潜在收购方在背后支撑，在利润持续萎缩、估值却依然高企甚至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特斯拉将面临被大举抛售的风险。 研究机构New Constructs的首席执行官戴维·特雷纳认为，这笔并购必然会发生。“这是拯救特斯拉股东的唯一办法，也是特斯拉投资者期盼已久的结局。”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被市场寄予厚望的“终极退出方案”，一直在支撑着特斯拉股价。 一旦SpaceX与特斯拉合并，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值得注意的是，两家公司的估值大致相当：特斯拉市值为1.57万亿美元，仅略低于SpaceX预计IPO时的1.77万亿美元估值。假设由SpaceX发起收购，基于两家公司的估值之比，为达成交易，SpaceX需要增发相当于当前流通股数量约90%的新股。这还未考虑收购通常需支付的溢价。如此一来，SpaceX的股份总数将几乎翻倍。 如果SpaceX能按上市预期开盘价完成收购，那么合并后的实体估值将高达3.3万亿美元，跻身全球前五大上市公司之列，有望超过亚马逊（2.7万亿美元）和微软（3.2万亿美元）的市值，仅次于苹果（4.6万亿美元）、谷歌（4.5万亿美元）、英伟达（5.2万亿美元）。 核心隐患：无法盈利的超级巨头 合并后的潜在估值固然高得令人瞠目结舌，但其创造的利润甚至不能用“少得可怜”来形容，实际上是负数。 过去四个季度，特斯拉公布的通用会计准则（GAAP）净利润为39亿美元，远低于2023年的150亿美元和2024年的70亿美元。即便这个官方数字也高估了特斯拉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的过去一年中，特斯拉约有16亿美元税后利润来自监管积分销售收入，这部分收入来源正在萎缩，马斯克也承认未来很可能消失。此外，还有部分利润来自减持比特币套现的收益。因此，特斯拉真正的“核心”利润更接近23亿美元。 那么SpaceX能够贡献多少利润呢？该公司去年亏损49.4亿美元，相比2024年实现的7.91亿美元的微薄利润，盈利趋势仍在恶化。SpaceX旗下的星链（Starlink）移动通信和宽带服务业务，通过庞大的轨道卫星网络提供服务并收取订阅费，利润相当可观；但其航天业务处于亏损状态，最大的负担是人工智能业务，过去五个季度造成近90亿美元运营亏损。按当前数字测算，合并后的“SpaceX-特斯拉”年度GAAP净利润将变为亏损约10亿美元。 两家公司的现金流状况则更为严峻。SpaceX在S-1文件中坦承，公司未来建设AI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将远超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而且在相关业务实现高盈利之前，资金缺口将持续存在。去年，SpaceX的自由现金流缺口达到140亿美元。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特斯拉每个季度从销售汽车和储能电池获得的现金流，比其在厂房和设备上的支出（主要用于开发中的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出租车及数据中心）高出约15亿美元。但这一局面即将逆转。特斯拉预计，今年后九个月的资本支出总额至少达225亿美元，远超主营业务所能创造的经营现金流。分析师预测，随着特斯拉加大对自动驾驶的AI基础设施、Optimus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生产设施以及Terafab项目的投入，其资本支出还将进一步攀升。 因此，两家公司作为独立实体都已面临巨大的投资需求，而未来数年这些支出将远超各自主营业务产生现金流的能力。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双方都需要额外筹集数百亿美元资金。S-1文件表明，SpaceX可能通过增发股票和发行债券来解决资金需求。但此举将稀释股东权益并增加利息支出，从而侵蚀利润。并入目前正处于资本支出激增期的特斯拉，非但不能提供富余现金来减轻SpaceX的资金压力，反而会使前景更加恶化。 SpaceX与特斯拉已在紧密合作。特斯拉曾向xAI投资20亿美元，后者已于今年2月被SpaceX收购。此外，特斯拉还向SpaceX出售Cybertruck电动皮卡。过去两年里，SpaceX从特斯拉采购了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电池储能系统，用于自建数据中心。 分析师认为，这笔潜在的合并交易背后的逻辑在于，两家公司都期望顺应AI浪潮实现跨越式增长，而联手之后有望发展得更快。在S-1文件中，SpaceX估算AI市场的总潜在规模高达26.5万亿美元，是其连接服务和火箭业务总和的13倍。但特雷纳指出，庞大的潜在市场往往意味着激烈的竞争。“SpaceX-特斯拉”在AI领域将面临亚马逊、谷歌等巨头的强力价格竞争；在宽带和移动通信业务领域，则需应对从T-Mobile到沃达丰等所有对手。 特雷纳在一份针对SpaceX前景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要为在1.75万亿美元市值高位买入的投资者带来回报，SpaceX需要实现当今全球任何公司都未达到的未来财务数据。具体而言，通过现金流折现分析，特雷纳设定其实现资本成本回报的目标是：到2035年，净利润达到2,480亿美元，营收达到1.1万亿美元。这样的营收规模比亚马逊过去四个季度的营收还要高出1.5倍，利润要求则比同期全球最赚钱公司Alphabet的净利润高出900亿美元。用特雷纳的话说，这些目标“简直是天方夜谭”。 与特斯拉合并，将使原SpaceX股东面临更艰难的挑战。合并后，他们的持股比例将从100%稀释至52%，换来的则是特斯拉目前不足40亿美元的利润，并且仍在下滑。按照特斯拉当前1.65万亿美元的估值计算，SpaceX相当于以400倍市盈率收购特斯拉，相当于股东每支付1,000美元，只能获得2.5美元的收益。此外，SpaceX投资者不仅要承担自身建设AI基础设施所需的巨额资本开支，还将背负特斯拉庞大的资本支出重担。 笔者曾询问特雷纳，两者合并是否真的意味着实现上述目标所需的收入和利润规模都要翻倍。他表示确实如此。那么，十年之后，“SpaceX-特斯拉”实现近5,000亿美元利润和2.2万亿美元营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特雷纳回应称：“这几乎是‘天方夜谭’的平方。” 马斯克向来擅长用难以置信的故事打破市场固有认知，在两家企业盈利能力原地踏步之际，持续推高估值。利用SpaceX的股票收购特斯拉，将通过让特斯拉股东套现退出，来解决这家电动汽车先驱长期以来估值过高的问题。但这样做只是把包袱甩给SpaceX，使SpaceX面临的财务难题雪上加霜。马斯克即将打造的巨无霸，必须创造出近乎天方夜谭的业绩奇迹，但到头来，恐怕连他如今最忠实的拥趸，也终将失去信心。（财富中文网） **** ·SpaceX与特斯拉若合并，或将诞生一家“零盈利”、市值3万亿美元级别的巨无霸，但基于近期财务数据，合并后实体净利润为负。这提醒投资者，市值规模不等于盈利能力和财务健康度。 ·规模扩张与盈利能力的平衡：中国新能源汽车、AI及商业航天领域同样处于高速扩张与激烈竞争中，在追求市场份额与生态布局的同时，必须关注核心业务的现金流生成能力与战略协同的真实效益，避免陷入“为估值而合并”的陷阱。 ·硬科技叙事背后的红海内卷：SpaceX与特斯拉两家明星公司若合并仍将直接面临亚马逊、谷歌、沃达丰等全球巨头的激烈价格战与市场围剿。这提醒中国众多布局前沿科技及出海的战略决策者，宏大叙事不等于利润，必须警惕科技巨头在核心成熟赛道上的生态挤压。 财富中文网对原文有删减和调整 编辑：魏雨彤

年轻员工需要雇主，反之亦然。图片来源：Maskot via Getty Images 60年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得出了一个看似不言自明的结论：员工在实际工作中精进技能。这一洞见看似简单，但后来诺奖得主阿罗将其提炼成影响深远的理论。他写道：“唯有着手解决问题，方能在此过程中学习，因此，学习始终离不开实践。”他认为，经验不仅助力个人成长，更是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生产力提升的驱动力。 如今，人工智能正逐步蚕食曾作为白领职业跳板的入门级岗位。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重新审视了阿罗1962年的论文，并发出警告：那些竞相通过自动化削减人力成本的企业，实则是在自断后路。 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持续高于整体失业率，这与近期劳动力市场趋势截然相反，许多人认为这源于人工智能取代入门级知识型工作。部分专业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已与无学位同龄人持平，这意味着大学教育的投入回报比正在下降，稳定办公室工作的吸引力也日渐消退。 入门级岗位大幅削减，白领雇主也将承受相应代价。这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研究人员上周发表的一篇论文得出的结论，该研究分析了初级办公室岗位自动化对劳资双方的利弊。 阿罗认为，创新与生产力提升是经验与实践的副产品。联储研究人员利用这一理论框架剖析入门级工作中的繁琐事务，指出这些经验是员工胜任高级岗位所需专业能力的基石。至关重要的是，年轻人职业生涯早期的重复性实践和技能培养，无法在大学或研究生院中复刻。入门级岗位实际上堪称专业速成课，既能培养员工，又能保障企业经验知识的完整。 研究人员写道：“入门级岗位的工作任务绝非仅仅是低价值劳动，而是员工积累人力资本的历练过程，有助于从业者后续提升工作效率。” 如果企业将更多此类岗位自动化，会造成高级人才储备断层，看似缩减短期开支，实则以长期稳定性为代价。而且，根据阿罗的理论，经验学习和生产力提升具有溢出效应，会辐射至整个经济体，而非局限于单一企业，因此一家公司将入门级任务或岗位自动化的决策，最终会波及整个行业。 2026年入门级岗位就业市场低迷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并非都与人工智能有关。受全球不确定性、伊朗战争、关税政策影响，企业普遍放缓招聘步伐，当然部分企业也确实在尝试用人工智能替代人力。许多白领行业在疫情后过度招聘，如今正在裁员。白领岗位稀缺、毕业生竞争激烈，导致市场趋于饱和，这也是越来越多美国Z世代开始考虑技能型职业的原因之一。 即便不能将美国年轻人的困境完全归咎于人工智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26年许多年轻毕业生要么失业，要么半失业，错失了阿罗所说的对职业发展和经济生产力至关重要的“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 联储研究人员提出两项政策建议，旨在激励企业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同时继续雇佣年轻员工：对自动化带来的利润征税，同时为那些增加入门级员工任务量的企业提供补贴。这套政策组合拳将抑制全面自动化，并鼓励企业创造能让年轻员工学习技能的新岗位。 长远来看，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未来管理人员会缩减，且“管理者综合能力下滑”，难以推动企业创新。然而，鉴于人工智能能压缩成本，短期内企业利润很可能不会受到冲击。论文作者写道，如果雇主选择将更多入门级任务自动化，那么“低成长性岗位用工协调产生的福利成本，几乎全部由员工承担。”（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

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图片来源：Andrew Harnik/Getty Images 要入选标普500指数，公司必须实现盈利：连续四个季度的盈利（至少按公认会计原则计算）必须为正，最近一个季度也需盈利。这是一条沿用数十年的基本规则，也是特斯拉即便早已跻身全球市值最高公司之列，却直到2020年底才被纳入该指数的原因。 这条规则很快将被打破，而且很可能接连三次被打破，还是有意为之。 SpaceX、OpenAI和Anthropic三家公司正以不同节奏推进上市进程：SpaceX已提交S-1招股书，Anthropic于本周一递交IPO申请，有传言称OpenAI将在下个季度跟进。这三家公司目前均未实现盈利：事实上，SpaceX去年亏损数十亿美元，OpenAI和Anthropic同样未实现盈利。然而，一旦上市，它们将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之列，并迅速被纳入401(k)退休计划及各类指数基金的核心持仓组合。 恰逢其时的规则咨询 4月30日，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启动了一项名为“超大盘股纳入规则咨询”的意见征集工作。根据该文件，超大盘股指总市值不低于标普全市场指数第100大成份股市值的公司，这一门槛目前约为1120亿美元。毋庸置疑，即便不参考具体财务数据，也可以肯定地说，SpaceX、OpenAI和Anthropic都远超这一标准。 此次规则咨询对该指数三项最古老的纳入要求提出了质疑：通常要求公司上市交易满12个月才有资格被纳入的观察期，将缩短至6个月；前文提到的盈利要求——按公认会计原则计算，连续四个季度通过盈利测试——将对超大盘股完全豁免。 他们正在考虑豁免的最后一项规则是最低流通股比例要求（也称0.10可投资权重系数），该规则要求公司至少10%的股份必须实际处于可交易状态。 规则变更时机利好科技巨头。意见征询已于5月28日（周五）截止。若修订方案通过，新规将在6月8日开盘前生效，而SpaceX计划于6月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规则的存在自有其道理 拟取消的每一项要求，设立初衷均是为投资者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 首先，盈利测试是质量筛选门槛：该指数旨在收录美国标杆企业，迄今为止，“标杆”一直意味着“盈利”。设置上市观察期，是为了让新上市股票价格有时间企稳，之后再引导数万亿美元普通投资者资金入场，规避IPO个股的高波动风险。而最低流通股比例要求，则是为了避免指数基金被迫抢购一只根本无法买入的股票——如果一家公司只发行极少比例的股份，其余股份锁定。 即将IPO的SpaceX恰好同时触碰了这三条红线：它尚未盈利；上市数周内就可能被纳入指数，而非等待一年；预计其流通股比例仅约5%，其余股份全部锁仓，估值接近1.75万亿美元，市销率约为110倍。 “为了纳入纳斯达克指数，它们不得不改变规则——按正常标准，它们根本不符合要求。”长期研究公司治理争议的专家内尔·米诺（Nell Minow）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她认为，同样的逻辑如今也适用于标普指数。“这完全背离了指数的初衷。指数本应向投资者承诺：我们会替你把关，只将符合特定标准的公司纳入指数。但现在他们却偷偷为某些公司开绿灯。” 无论如何，你都会持有它 这里要谈的是普通退休账户的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估计，全球有20万亿美元资产跟踪或对标标普500指数，其中被动管理资产约13万亿美元。被动基金无法自行挑选成份股，只能依照指数权重配置持仓；当某只股票被纳入指数时，无论其价格如何，基金必须买入。如果一家公司按照规则要求，在上市观察期后逐步被纳入指数，且其股票市场流动性充足，这种情况尚可控制。但如果是一家市值约2万亿美元的公司，仅发行5%的流通股，而大量被动型投资资金将因指数规则而集中配置其股票，可能引发资金洪流，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市场已在建模测算强制买入规模。纳斯达克在3月推出了自己的“快速纳入”规则（5月1日生效），允许大型IPO在上市仅15个交易日后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师估计，仅此一项变动就可能在纳斯达克100指数内部触发高达600亿美元的强制买入。鉴于跟踪标普500指数的资产规模更大，其影响将更为深远。 米诺预测，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我是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或是其他任何一家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退休基金的负责人，我会直接致电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和富达（Fidelity），要求他们为我创建剔除这些公司的新指数。”她表示。（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

在上海这个离婚判决中，法官充分听取了孩子的意见。这看似平常，却体现了深刻的改变。一百年前问的是谁有权决定儿童的命运，现代社会越来越关注什么最符合儿童的发展，以及儿童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作者：陈碧封图：图虫创意上海市近日审结一起离婚纠纷案：由于生父长期赌博、无力承担监护责任，法院尊重13岁孩子的意愿，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对她长期照料、视如己出的继母。孩子没有判给亲生父亲，似乎突破了血缘优先的默认逻辑。但大众对判决结果都表示支持，觉得这种安排“对孩子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共识的形成离不开两件事：一是近现代“未成年人”概念的创建，并逐渐深入人心；二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一步步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落地。未成年人的概念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知道孩子和成人有区别，但对孩子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保护。在古代，孩童是家族、家长的附属物，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即便生父生母存在恶习、失能、失责等情形，血缘身份依然具备绝对优先效力。古人会怜惜孩子，甚至“幼吾幼而及人之幼”，但这种照顾通常来自家庭伦理和道德教化，而不是国家法律。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当时人们看重的不是儿童的权利，而是家长的权力。家长权，也就是亲权，强调家长的支配和控制地位。家长要负责养育、保护子女，也有权安排子女的婚姻、财产等事项。传统的亲权，温情脉脉的时候是“父慈子孝”；残酷起来，就可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极端亲权的刻画，出现在哪吒的故事里。李靖知道哪吒闯祸后说：“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哪吒遂割肉剔骨，还了父精母血。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情节，哪吒用最惨烈的方式摆脱了亲权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在不平等的亲权之下，孩子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这一点上，古代东西方虽然制度不同，但基本逻辑相似，关注的重点都是谁拥有管教儿童的权力，而不是儿童自身权利是什么。直到近代，“未成年人”才被现代法治定义。自此儿童才有了新的身份，才开始天经地义“被保护”，这个起点距今仅有百余年。身份被确定之后，下一步自然就是研究谁最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有没有独立的利益？实践中人们发现，父母利益、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与儿童利益一致，一旦发生冲突，被牺牲的往往是儿童的利益。这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诞生的背景。“儿童利益最大化”现在已经深深嵌入到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家庭法和少年司法体系之中。例如，在本案这样的离婚抚养权纠纷中，法院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标准决定抚养安排，而非简单依据父母意愿；在收养制度中，重点审查收养是否有利于儿童成长，而不是满足收养人的需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家可以对虐待、遗弃等不当监护行为进行干预甚至撤销监护权。但是，在具体生活中，如何满足“儿童利益最大化”，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事关孩子人生的关键抉择，决策权究竟归谁？孩子有多大发言权？人们往往以“孩子太小不懂”为由剥夺孩子的自我决定权，可是他们到底要多大才能做判断？等他们长大成人吗？这是矛盾的。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就不需要被特殊保护了，未成年期恰恰是最需要被倾听的阶段，但其意愿极易被忽视。因此，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在涉及孩子的切身利益时，尽可能做到平等交流，予以充分的尊重、理解和鼓励。知易行难，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和孩子的相处中去感受。在上海这个离婚判决中，法官充分听取了孩子的意见。这看似平常，却体现了深刻的改变。一百年前问的是谁有权决定儿童的命运，现代社会越来越关注什么最符合儿童的发展，以及儿童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正基于此，这个13岁的女孩，才得以选择她想要的未来。（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  阅读原文 平台地址：http://www.jintiankansha.me/t/nyyrudoTun

MLCC，即多层陶瓷电容器，行业里管它叫“电子工业大米”，全球每年出货接近五万亿颗，每颗通常只有两毫米长、一毫米多宽，其作用是贴在电路板上给芯片做瞬时电压调节。一部手机的用量大约一千颗，一辆高端电动车的用量约上万颗，一台AI服务器机柜的用量则超过四十万颗。作者：郑晨烨封图：图虫创意最近三个月内，全球前三大MLCC供应商已完成接力涨价。3月份，全球最大的MLCC供应商日本村田制作所正式通知客户，对AI服务器和车规级MLCC涨价15%到35%，4月1日起执行。这是村田三年来首次大规模调价。随后，太阳诱电在5月份全线跟进，三星电机亦宣布6月1日起上调消费电子MLCC价格。MLCC，即多层陶瓷电容器，行业里管它叫“电子工业大米”，全球每年出货接近五万亿颗，每颗通常只有两毫米长、一毫米多宽，其作用是贴在电路板上给芯片做瞬时电压调节。一部手机的用量大约一千颗，一辆高端电动车的用量约上万颗，一台AI服务器机柜的用量则超过四十万颗。村田在涨价函中列出的原因是银价上涨：MLCC电极和浆料都需要银和镍，过去一年银价翻了一倍以上。原材料涨价在MLCC行业并不罕见，华南一家电容厂商的市场负责人蒋伟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2018年那轮MLCC涨价同样伴随着原材料成本上升，经销商囤货把渠道价格推高了十几倍，但行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蒋伟说，这一轮涨价和上一轮完全不同，“以前缺货就是量不够，加产线就能解决。这次是下游逼着厂商跨代做产品，良率还没拉通就要大批量排产，做一颗AI用的高端品，占掉的产能顶得上四颗普通品，产线加再多也追不上”。有产业链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目前高端MLCC的交货周期已从8到12周拉长到了16到24周。从两千颗到四十万颗英伟达每一代AI芯片的功耗都在大幅攀升——公开信息显示，H100单卡功耗大约700瓦，到最新一代GB300已经达到约1400瓦。功率翻番，芯片运行时的瞬时电流波动也随之加剧，电源模块的响应速度跟不上毫秒级的电流突变，需要在芯片周围密集排布高容值（即单颗电容器能储存的电荷量，容值越高稳压能力越强）MLCC做电压补偿。MLCC在这里起的作用是稳定芯片供电电压：芯片每一次运算都伴随着电流的急剧波动，如果电压跟不上这种波动，轻则计算出错、训练中断，重则芯片直接损坏。芯片功率越大，电流变化越猛烈，需要贴在旁边稳压的MLCC就越多、容量要求也越高。一位长期关注半导体产业链的券商分析师告诉记者，近期他在走访产业链过程中了解到，一台普通服务器主板大约需要两千颗MLCC，AI服务器主板的用量在一万五千颗到两万五千颗之间，两者相差约十倍。以英伟达GB200 NVL72整柜计算，MLCC用量超过四十万颗。英伟达每升级一代GPU平台，单颗GPU周边的MLCC用量就会成倍增长。该名券商分析师告诉记者，以一款在AI服务器中用量最大的MLCC产品规格为例，H100时代每颗GPU周边用量超过200颗，到B200增加到接近500颗，GB200则升至近1500颗，最新的Vera Rubin平台更是接近5000颗。也就是说，四代产品，同一款MLCC的单GPU用量上升了二十多倍。除了数量增加，MLCC的容值规格也在快速跳升。电容的计量单位是微法，数字越大，单颗MLCC能储存的电荷越多，稳压能力越强。几年前AI服务器用的MLCC主流容值还是22微法，现在已经升到47微法，英伟达最新的Vera Rubin平台开始大量使用100微法的产品。100微法的MLCC此前几乎没有大规模应用场景，Vera Rubin是第一个把它变成标准配置的平台，单颗GPU周边就用了约250颗。目前，产业链已经在为下一代330微法的产品做准备，容值每提升一个量级，对应的生产难度和产能消耗都会大幅增加。中金公司在近期发布的一份研报中估算，2025年全球MLCC年需求量接近五万亿颗，而AI服务器一年消耗的MLCC在这个总量里只占2%到3%。蒋伟告诉记者，做一颗AI高端品要占掉四颗普通品的产能，AI服务器在数量上只用掉全球2%到3%的MLCC，但却占掉了整体产能的接近一成。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明年这个比例可能升到15%到20%——手机、汽车、工业设备用的MLCC和AI服务器用的MLCC共用同一批产线，AI订单占用的产能越多，留给其他下游的就越少。这就是全行业感受到MLCC供应紧张的原因：五万亿颗的年出货量够大，但AI服务器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产能从其他下游那里挤走。村田社长中岛规巨今年2月就曾公开表示，客户关于高端MLCC的询单量是村田现有产能的两倍，“完全无法满足”。他同时表示，高端MLCC无法迅速扩产，今明两年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实际上，早在2025年底的一次投资者交流活动上，村田管理层就已经把AI服务器用MLCC从2025年到203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预测从此前的18%上调至30%。三星电机和太阳诱电的财报同样印证了这种需求强度。2026年一季度，三星电机营收3.21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7%，首次单季突破3万亿韩元大关。该公司在4月底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正在与多家AI科技巨头商讨MLCC长期供应合同，今年设备投资额将较去年翻番。太阳诱电2025财年（截至2026年3月）净利润同比增长536%，电容部门的订单出货比达到1.31，连续三个季度增长。该公司预计，2026财年AI服务器MLCC营收将增长约80%。中金公司在2026年3月发布的一份研报中，基于GPU和ASIC芯片功率进行测算，预计2026年和2027年AI服务器MLCC需求量分别增长87%和88%，带动全球服务器MLCC需求增长49%和61%。而且，这个增速还没有把云厂商正在放量的自研AI芯片（ASIC）计算在内——谷歌、亚马逊等公司的ASIC备货同样在拉动MLCC需求。工艺跟不上迭代速度MLCC的基本结构是一摞极薄的陶瓷片和金属电极交替叠在一起，最后烧结成一个整体。层数越多，能储存的电荷越多，对应的容值越大。标准消费电子MLCC大约五十到一百层，AI服务器用的高容产品平均五百层，部分超高容产品超过一千三百层。蒋伟告诉记者，层数相差五倍，叠层环节的工作量就相差五倍，实际的效率差距则远大于五倍。另外，层数增加的同时外形尺寸不能变，因为电路板上留给每颗MLCC的空间是固定的。这也意味着，每一层必须做得更薄。目前最薄的单层陶瓷膜厚度在0.3到0.4微米（1微米等于千分之一毫米），大约三四百纳米。蒋伟说，三百纳米的厚度垂直方向只有三个晶粒，这已经接近陶瓷材料能承受的极限。另外，陶瓷膜做薄之后强度下降，叠层时容易压碎或造成内部电极损伤，从而产生短路风险。为了补偿强度，每层需要加更多的胶体。但胶体多了透气性就会变差，叠层过程中夹在层间的气泡很难排出，每一层的保压时间需要大幅延长。一百层的叠层节奏和五百层的叠层节奏，实际差别远大于五倍。叠完之后进入烧结。多出来的胶体在烧结前必须先排干净，因为碳氢氧成分在高温下会变成气体，没有充分排出就会从产品内部把它胀裂。排胶步骤增多，所需时间就会拉长。另外，烧结本身也更复杂：陶瓷层在高温下膨胀，镍电极层在高温下收缩，每一层都产生内应力，层数越多累积的内应力越大，温度爬坡必须更慢。蒋伟告诉记者，如果升温过快，应力集中会直接导致开裂。标准MLCC从投料到出成品，全流程十三道工序大约需要二十七天，AI方向的超高容产品超过五十天，生产周期接近翻倍。此外，陶瓷膜做到不足一微米的级别，对上游原材料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常规MLCC使用的陶瓷粉体颗粒直径通常在200到300纳米，AI服务器级产品则需要120纳米以下甚至80纳米的超细粉体。同时，镍粉的颗粒直径也必须与陶瓷粉体匹配，两者在烧结时要同步收缩，不匹配会导致分层或开裂。也就是说，从粉体到浆料到烧结工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针对高端产品重新适配。生产周期翻倍的同时，良率还要打折。标准消费电子MLCC良率通常在99%以上，层数上到五百层之后不良率呈指数级上升。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超高容MLCC产品的良率大约在40%，部分小尺寸超高容规格产品的良率甚至只有十几个百分点。所以，综合来看，做一颗AI超高容MLCC消耗的产能至少相当于四颗标准品，部分规格甚至更高。而且，随着英伟达平台的持续升级，AI服务器MLCC的容值和叠层数还在不断提高。各家MLCC龙头都在扩产，但速度仍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公开信息显示，村田近期宣布追加约800亿日元MLCC投资，分两个财年执行，预计产能提升10%到15%；此前村田已在岛根县出云市投入约470亿日元建设新工厂，预计2026年投产。蒋伟亦告诉记者，三星电机天津工厂今年扩产约20%，但设备6月底才到位，产能释放要等到8月底；菲律宾新厂规模约为现有产能的1.5倍，最早2028年初才有产出。在蒋伟看来，厂商扩产最大的瓶颈是空间，没有地方放设备是最直接的制约。其次是设备交期，流延机交期达到16个月，烧结炉和叠层机交期大约10个月。从零新建工厂到产能释放，至少需要一年半时间。即使在现有厂房加新设备，调试跑线到正常产出也需要三到四个月。另外，全新产线的调试比老线复杂得多，全是新设备的时候良率出问题很难判断原因出在哪个环节。蒋伟认为，当前这轮MLCC涨价周期和上一轮有本质区别。2018到2019年那轮涨价周期，日系三家MLCC龙头集体从消费电子转向车规，消费电子出现缺口，经销商大举囤货，渠道价格翻了十几倍，属于数量缺口叠加投机性囤货；眼下这一轮的驱动力在产品迭代速度——以前MLCC厂商先做出新品，下游需求三到五年后才起来，厂商有充裕时间把良率和材料工艺跑通，但现在英伟达一年换一代平台，MLCC厂商的良率还没稳定就要大批量投产，等于跨代做下一代产品。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多位业内人士持类似看法：上一轮涨价靠囤货和供需错配推动，持续了大约一年半就回落；这一轮涨价是技术迭代在产能端造成的结构性紧缺，扩产能解决不了工艺跟不上迭代速度的问题。连锁反应MLCC开始涨价之后，下游反应迅速分化。TrendForce集邦咨询分析师陈惟圣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2026年一季度全球MLCC产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AI相关的高端MLCC需求逆势增长，中低端消费电子MLCC的需求却因行业淡季和成本上升而持续低迷。一位产业链人士告诉记者，AI高容MLCC的交期从此前的8到12周拉长到16到24周，部分产品规格开始限量接单。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目前MLCC在AI服务器的整机物料成本中已经升至前三位，涨价对整机成本的影响是直接的。汽车端的感受同样明确。深圳一家车载芯片的产品总监沈先生告诉记者，他从2025年底开始就能感受到高端MLCC供应收紧，日系厂商的交付周期越来越不稳定。太阳诱电已经在削减部分车规产能转向AI服务器供货。蒋伟也表示，AI服务器对高端产能的持续挤压，正在传导到汽车供应链。比如，三星电机在制造端的车规订单同比上升了一倍多，部分就来自日系厂商产能挤出后的份额转移。渠道端也出现了AI高容产品的预防性备货。沈先生向记者强调，目前，全球分销商在通用产品上主动压低库存，但在AI相关的高容产品上加大采购，这种行为本身也在强化紧缺预期。沈先生同时表示，当前的库存水位和2018年MLCC涨价潮有本质区别：当前渠道商库存约1.7个月，终端客户库存只有两到三周；而2018到2019年经销商囤货最猛的时候，渠道库存一度堆到了六七个月。陈惟圣告诉记者，村田和三星电机把高端产能向AI方向集中之后，中低端订单的外溢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到今年二季度明显加速。转产的动力很直接——AI服务器MLCC的平均出货单价大约是消费电子MLCC的九到十倍，超高容产品的毛利率可以达到60%以上，和消费电子MLCC的利润空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事实上，行业龙头的外溢订单带来的增量在国内公司的财报上已经有明显体现。2026年一季度，三环集团（300408.SZ）营收26.81亿元，同比增长46%；净利润7.91亿元，同比增长48%。由此，三环集团成为这轮周期中国内增速最快的MLCC公司。根据相关财报信息，该公司高容MLCC产品已经批量供货AI服务器应用，介质层厚度突破1微米，陶瓷粉体和浆料100%自给，超过九成生产设备自主研发制造。另外，行业内另一家公司风华高科（000636.SZ）2026年一季度营收15.15亿元，同比增长19%；净利润8856万元，同比增长37%，扭转了2025年“增收不增利”的局面。该公司管理层在2026年5月举行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产品已导入国内AI服务器头部客户供应链，祥和工业园高端电容基地于4月完成结项，MLCC月产能突破500亿颗。上游材料端同样受益。博迁新材（605376.SH）2025年净利润2.1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50%；2026年一季度营收4.10亿元，同比增长64%。该公司量产的80纳米MLCC用镍粉，是全球少数能批量供应AI服务器级应用的产品之一。行业龙头订单外溢和产品涨价给国内厂商打开了利润改善空间，但这个空间有清晰的边界。目前国内厂商能做到的是“高容”这个层级，三环集团和风华高科都已具备量产能力，下游客户也在加速验证。但超过这个层级的“超高容”产品，比如100微法和更高容值的规格，目前全球只有村田、三星电机、太阳诱电三家在供应。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厂商在超高容产品上的良率差距大约需要三到四年才有可能缩小。超高容MLCC的壁垒不在单一环节，而是从粉体配方到叠层工艺到烧结控制的全链条协同，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会拖累整体良率。当然，在日韩厂商集体涨价15%到35%之后，下游客户寻找替代供应商的意愿也在明显增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多家国内新能源车企加快了国产MLCC的认证流程。陈惟圣则向记者强调，目前全球MLCC高端市场的竞争格局仍然高度集中，前三家供应商合计占据超过85%的份额。在他看来，当前这轮涨价周期给国内厂商打开的窗口机遇期相对更长，但国内厂商能否充分抓住这一窗口期，取决于工艺和材料的迭代速度能不能跟上英伟达产品换代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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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卖与贩卖”的犯罪故事，而是一个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夹缝中，由华人依靠自身传统衍生出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跨国资本与劳动力网络。作者：徐景泉封图：徐景泉/摄回望宗族会馆走在马六甲和槟城的老街上，像登上一条历史的阶梯：郑木生的杂物间、鸡场街的街铺、荷兰街的豪宅、槟城的蓝屋，分别对应着南洋华人社会的不同位置：底层谋生、日常商业、上层身份和跨国资本。把这个阶梯榫接起来的节点，就是宗祠和会馆。走出百米，必有一馆，是不夸张的说法。南洋宗族和会馆网络到底有多大？槟城蓝云亭（即广福宫/观音亭）根据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宗联委）以及槟州华人大会堂的统计，目前槟城全州活跃的华人宗乡会馆、宗祠及相关社团总数超过 400 家。仅在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及缓冲区内，就密集分布着约 100 至 150 家历史悠久的宗祠和地缘会馆。相比槟城，马六甲的华人人口基数较小，但其会馆的历史往往更为悠久。马六甲目前活跃的华裔宗乡会馆和社团大约有 100 到 120 家左右。在世界遗产区（如鸡场街、荷兰街及周边）的骨干会馆约有30至40家。在槟城与马六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申报与核心价值评定中，宗族网络扮演了“文化火种”和“组织底座”的关键角色，由于宗亲会的代际传递，天公诞、春秋祭祖、传统戏曲等非遗仪式至今未曾断代。宗族网络将物质遗产（宗祠、姓氏桥、历史街区）与非物质遗产（祭祀仪式、方言、民间信仰）深度绑定。它证明了当地居民与历史建筑之间生生不息的共生关系，当年在南洋的华人，无论穷人富人，无论何时抵达南洋，都无法独立于一个“网络”之外生存。“华商——宗族会馆——底层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互为表里，甚至带有一点“利益共生”与“阶层剥削”性质的生态闭环。马六甲历史街区鸡场街，周边分布着华人会馆、宗祠、庙宇、传统商铺和老字号华人移民与华商推动的宗族网络是什么共生关系？近代南洋的顶级华商——如陈嘉庚、胡文虎、陆佑等，以及早期的甲必丹们，往往同时身兼数职：他们既是殖民政府的包税商（承包鸦片、赌博、酒税），又是大矿主、大种植园主，同时还是同乡会馆的领袖（总理或会长），成为这个网络的“设计者”与“最大获益者”。华商需要海量的廉价同乡劳工来维持自己的商业帝国，因此他们利用宗族和地缘的“信任机制”，出资赞助国内的“水客”去闽粤家乡招募新华工。对于华商而言，同乡血缘是一种降低管理成本、防止劳工反抗的天然工具。宗族与会馆网络：既是“保护伞”，也是“控制链”。当一个新移民（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契约工）踏上新加坡或槟城的码头时，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英荷殖民官僚体制。他们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当地法律。这时候，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宗亲会、同乡会馆，以及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帮派”（如洪门、义兴）就成了他唯一的庇护所。会馆为新客提供落脚的通铺，帮他们介绍工作，在他们生病或死亡时提供医药和棺木。这种网络具有极强的宗法约束力。如果一个契约华工想逃跑，或者自由移民想赖账，宗族网络会立刻在整个南洋华人圈对其进行联合封杀，甚至将其扭送回“猪仔馆”。因此，底层移民在依赖这个网络保障生存的同时，也必须服从会馆精英（华商）订立的规矩。从槟城（乔治市）坐轮渡去对岸北海码头所以下南洋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卖与贩卖”的犯罪故事，而是一个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夹缝中，由华人依靠自身传统衍生出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跨国资本与劳动力网络。在这个生态里，“猪仔”和自由移民是这个庞大网络得以运转的血肉与燃料，而华商和宗族会馆则是这个网络的骨架与中枢神经。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张力，但他们共享同一种文化底色与宗族认同，最终在这个生态中共同演化、相互扶持，完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壮烈，也最成功的海外拓荒与落地生根。这种围绕港口节点形成的“港口——腹地”的网络，没有一个总的首脑，它是由无数个会馆（地缘）、宗祠（血缘）、帮派（江湖）和商号（经济）自发拼贴而成的。如果新加坡的排华政策收紧，网络节点可以迅速向槟城或泗水转移；如果国内厦门港口被封锁，流动链条可以立刻改走香港或广州。这些港口节点（新加坡、槟城、泗水、香港）几乎都是英国或荷兰殖民者建立的现代自由港。华人离散网络非常善于利用西方殖民者建立的蒸汽航线、现代银行法律和港口基础设施，在其上“寄生”并繁衍出自己的一套基于传统信任和熟人社会的华人资本主义网络。华商也成为西方殖民体制的“寄生者”与“合伙人”。近代南洋的日常生活中，大华商与普通华人（苦力、学徒、小贩）并非简单的雇佣关系，而是将“阶层剥削”与“地缘庇护”高度交织、互为表里的家长式共生关系。马六甲三宝山（义山）最高处上的“义冢”。在早期，当同乡华人客死异乡但无力归葬故土、或是孤苦无依时，各籍贯的会馆或公司就会在山顶设立这样的公共墓地，让他们入土为安在异乡安置死亡海外华人在南洋长期处在一种复杂位置，他们参与商业、缴税、建街区、办学校、修庙宇、经营城市。但在现代民族国家、殖民治理或本地主流叙事中，又经常被视为“他者”，是一群不属于这里的人。从马六甲历史街区——鸡场街出发，往东南方向步行十几分钟，就会看到马路对面的三宝亭门楣。从左侧小路顺着蜿蜒的红土缓坡向上走，茂密植被将山下的汽车发动机轰鸣声层层过滤了，四周显得安静许多。这是一座位于马六甲城东南的山丘，面积约42公顷，视线所及之处，上万座或圆或方、带有典型闽粤规制的马蹄形和传统中式墓碑，如同历史的鳞片，错落有致地覆满了整座葱郁的山丘。长年的风雨侵蚀在花岗岩墓碑上留下了斑驳的青苔，明代、清代、民国的年号以古老的魏碑或楷书字体深陷在石材里，那是时间在空间上镂刻下的无声印记。这座叫三宝山的墓场，有超过12,500座墓葬，它是中国本土以外全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古墓群。三宝亭的橱窗里还张贴着发黄的报纸简报，记录了1984年那次“保卫三宝山”的激烈抗争1685年，马六甲华人社区领袖（甲必丹）李为经从荷兰政府手中购得三宝山，并将其捐给青云亭，作为华人社群的义山。也就是说，三宝山从一开始就不是某个家族的私产，而是一块由华人公共机构管理、服务整个社群的死亡空间。它是海外华人社会很早就开始用集体方式安置死亡、祖先和公共记忆的场所。青云亭也不是普通寺庙，而是马六甲华人社会最早、最重要的公共机构之一。它既是信仰空间，也是社群治理空间；既管理香火，也管理义山、祭祀、公共事务。如果说荷兰街的豪宅让我看到华人社会如何上升，鸡场街让我看到华人社会如何活着，那么三宝山让我看到的是另一件更深的事：一个离乡社会，如何在异乡安置死亡。当一代代人被安葬在三宝山，当祖先、墓碑、祭祀和清明仪式都留在这里，异乡就不再只是谋生之地，这里埋着早期商人、移民、无名者和一代代离乡者的身体，也埋着一个社群在异乡落地的证明。有人来，有人死，有人留下名字，有人后来祭扫。但当地社会并不完全这样认为，所以三宝山曾多次成为马六甲城市发展中的争议地带。从殖民时期开始，这片土地就不止一次被道路、填地和发展计划盯上。在山下三宝亭的橱窗里还挂着发黄的报纸简报，关于1984年那次激烈抗争，马六甲州政府提出把三宝山夷平、发展为住宅和商业区的计划。随后，州政府又向青云亭追讨约200万马币的多年地税欠款，面对这项压力，青云亭一方面以法律方式捍卫土地权属；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华社动员的精神中心。围绕三宝山，华人社团、政党和公众发起“保卫三宝山”运动，募款、游行、步行、脚车行、舆论争辩接连展开。印尼泗水郑和清真寺2010年建在一个街区深处他们保住的不是几块石碑，而是一个事实：华人不是暂时经过马六甲的人。他们在这里经商、谋生、建庙、办会、寄钱回乡，也在这里死亡、安葬、被后人记住。三宝山因此成为一种无声的宣言：我们曾经来到这里，也真正属于这里的一部分。他们已经留下，却仍被追问属于哪里以研究东南亚历史著称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生于印尼泗水，长期在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任教。他研究海外华人，并不是把他们简单看成“离开中国的人”，而是放在中国、东南亚、殖民港口、现代民族国家和跨国迁徙之间理解。他提醒，不能把所有海外华人都放进同一个“华侨”框里。有人只是暂居谋生，有人后来定居；有人仍然通过侨批、家族和故国政治与中国相连，有人几代之后已经成为马六甲华人、槟城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或新加坡华人。所以，永远有一批华人会成为本地社会眼里的“他者”，一群不断被追问归属的人。雨夜，泗水唐人街孔庙前。这是一座百年文庙，据说康有为曾到此参拜在很长一段时间，华人试图改变在南洋的“他者”地位，但需要用更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华人最早登陆印尼泗水可追溯至13世纪末（1279年南宋灭亡后），14世纪已经在此地成规模经商、定居。差不多一个世纪后，来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率领着他庞大的舰队，在东爪哇岛海岸靠岸。郑和七下西洋是1405年—1433年，而161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才登陆泗水。步行两公里，我走进了隐身于泗水市中心的一片安静的社区，一侧的郑和清真寺没有想象的伟岸，这座以中国传统建筑为主，混合伊斯兰元素的清真寺，据说参考了北京牛街的清真寺风格。它的前面是一个标准的篮球场，两侧是全球著名清真寺的巨幅图片，也有本地商家广告。它不是古代郑和留下的建筑，却是世界上第一座以中国人姓名命名的清真寺，也是当代印尼华人穆斯林身份重新表达的产物。一份关于泗水华人穆斯林身份建构的研究指出，很长时期里他们难以公开表达自己作为印尼多元性一部分的身份；威权体制结束、多元主义发展之后，泗水华人穆斯林通过郑和清真寺、印尼中华穆斯林组织以及春节庆祝等方式发展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座清真寺以郑和命名，并不是偶然。外来符号要变成本地记忆，必须被本地文化重新讲述。郑和在中国历史中常被理解为明代航海家、国家远航能力和海上交流的象征；华人符号如果只停留在唐人街、祖先祠堂和中文招牌里，就很容易被看成少数族群自己的记忆；但当郑和进入清真寺，进入伊斯兰礼拜和印尼宗教文化的空间，它就获得了另一种合法性。它不再只是“中国人的郑和”，而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印尼穆斯林社会理解、接纳和重新讲述的郑和。云南腾冲国殇墓园一侧的中国远征军名录包括了南洋机工名册在泗水正逢雨夜，忽然想去老城区一侧的唐人街一探。司机直接把我带到了那块街区。虽然也就相隔5公里，但和市中心商业街相比，这里门户紧闭，行人寥寥。下车走几步，淅淅沥沥的雨声中瞅到了一条巷子里悬挂的各色彩灯（红色为主），以及墙壁上的唐人活动彩绘，绕过一个中式凉亭，此时能感受到唐人街区在白天的生动气息。和雅加达唐人街差不多，街区并无太多中式建筑，除了一条巷子狭窄入口处的牌楼，走到大街上才看到张灯结彩、大门紧锁的中华文庙楼，这大概是街区的核心建筑，毗邻的街道上光线昏暗，却也车水马龙。看着丝毫不减速的摩托和车子，我奋力冲到对角小马路上，那边亮着幽幽灯光的排档式本地小餐厅，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打牌……泗水唐人街的形成，不只是华人自己聚居的结果，也和1843年殖民城市的族群分区制度有关。华人、阿拉伯人、马来人、欧洲人被安排在不同区域，这种空间划分让城市变得可管理，也让“华人”成为被识别、被统计、被治理的族群。虽然泗水市政府已将唐人街定位为新的文化旅游景点，但起源于15世纪的泗水唐人街，街区式微已经不可避免。如果说雅加达唐人街呈现的是华人作为“被怀疑的他者”的沉默，那么泗水郑和清真寺呈现的，就是华人符号如何被当地宗教文化重新翻译。它说明，海外华人的在地化不只有保留，也有转译；不只有守住自己的街区，也包括进入别人的语言、信仰和历史叙事。从这个角度看，郑和清真寺不是一座普通建筑，而是一种身份声明：华人并不只能作为外来商人、少数族群或唐人街居民存在，他们也可以通过伊斯兰记忆，成为印尼多元社会的一部分。归宿在哪里？我走进云南腾冲国殇墓园，西侧有一堵长达133米的黑色大理石墙，那是中国远征军名录墙，镌刻着103141名滇西抗战参与者姓名，包含“南侨机工”群体。1938年建成通车的滇缅公路全长1000多公里，为维持这条抗战运输生命线，1939年2月起，陈嘉庚领导的位于新加坡的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征募回国服务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回国服务，随后3200多人分9批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资料披露，这些南洋机工群体约有1000多人因空袭、车祸、疟疾等牺牲。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是远征军驻印军的上尉参谋，他在晚年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说道：“抗战最艰难的几年，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路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司机是南洋华侨，他们在高山密林、疟蚊横行、敌机轰炸下开车。没有这批华侨，就没有滇缅公路；没有滇缅公路，中国撑不过1942—1943年。”侨批是钱回去，南洋机工是人回去；侨批是家庭责任，南洋机工是民族危机中的政治责任。海外华人通过革命募款、报刊、学校、抗战运输、南洋机工等方式参与中国近代政治。它说明华人全球化不是只有商业网络，还有政治网络。但它也带来代价：当海外华人不断回应中国政治，他们在所在国就更容易被追问忠诚。我在《侨批：那些离开家乡的人们，连续150年寄钱回来》提到，孙中山在夏威夷、南洋、日本等地募集到的捐款高达700万至800万元（银元）。这批巨额“侨批”，如果按银元含银量折算，约相当于169至194吨白银；按今天银价粗略估算，是人民币30多亿元的量级，大约相当于清末年度财政收入的2%—3%左右。华人在南洋生活、经商、建庙、安葬亲人，已经是当地社会的一部分，可他们又不断被故国政治召唤。后来支持孙中山革命。海外华人一边努力在异乡扎根，一边又不断用金钱、身体和情感回应中国的历史危机。这正是他们作为“他者”的复杂处境：他们不是没有归属，而是归属太多。既属于南洋的街铺、庙宇、义山和家庭，也属于那个不断被他们想象、捐助、拯救的故国。也越容易在当地国家建构中被追问：你到底属于哪里？马六甲和槟城让我看到华人如何在南洋上升、分层和本地化；三宝山和青云亭让我看到离乡者如何在异乡安置死亡、建立公共记忆；雅加达唐人街、泗水郑和清真寺和南洋机工，则让我看到海外华人始终绕不开的他者处境：他们已经生活在当地，却仍不断被追问到底属于哪里。去年夏天，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上课。几位老师恰巧都是新加坡政府高级官员出身。提到了新加坡建国之挑战，他们提供的是另一种答案。新加坡华人占人口多数，但选择英文成为第一官方语言，因为对外需要贸易立国，这是新加坡存在的生命线，对内解决华人、马来、印度三大族群谁为优先之争。学好英文有利于新加坡全球化竞争里，华文依然是新加坡华人法定需要学习的第二语言。雅加达老城区网红咖啡店Batavia。建筑始建于1805年，原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住宅及行政办公室新加坡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是在把华人重新塑造成新加坡人。在新加坡，问题不再只是华人如何保存自己，而是一个以华人为多数的国家，如何避免自己简单被理解成“故国的延伸”。所以，新加坡不是华人全球化的简单胜利。它更像是华人身份被现代国家重新组织之后的结果。新加坡要处理海外华人历史中最难的问题：如何让华人不再只是“侨”。英语、公共教育、国民服役、组屋制度、多元种族政策和国家叙事，把不同方言群、不同祖籍、不同移民年代的华人，逐渐压缩进一个新的身份里：新加坡人。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海南人、客家人这些旧有差异还在，春节、中元、庙宇、会馆、熟食中心里的方言味道也还在，但它们已经不再构成政治身份的中心。“侨”意味着临时、过渡、回望故土；“华人”意味着族群、文化和血缘记忆；而“新加坡人”则意味着一种国家身份。这个转变并不轻松，也并不浪漫。它意味着某些故土想象要被压低，某些方言文化要让位于统一教育，某些故国情感要被重新安放在国家忠诚之后。新加坡提醒我们：海外华人的历史，不只是离乡史，也不只是成功史，而是一部身份不断变化的历史。也许这才是华人全球化最纠结的部分：一群群离乡者在不同地方，被迫一次次回答自己是谁。他们曾经把钱寄回故乡。后来，他们把生活留在南洋。再后来，他们的后代未必还会把自己称为“侨”。他们不再只是离家的人，而成为了地方历史的一部分。相关阅读：下南洋（上）｜穷人活路与老钱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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