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43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南宋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登临京口北固亭，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千古绝唱。在词作中，辛弃疾追忆孙权据江固守、鼎立东南的雄姿，缅怀了刘裕起兵京口、北伐中原的雄风，追昔抚今，为南宋北伐的前景而担忧。镇江市北固山景区。来源/镇江市人民政府官网让我们回顾历史，从辛弃疾山河依旧、英雄难寻的沧桑慨叹中，俯瞰京口（今江苏镇江）这座临江负山的江南古城，是如何左右六朝国运、牵动千年南北局势的。京口前世：从“宜”地到“京城”“京口”是六朝时期对今镇江的称呼。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意为郡城建于高丘之上，城前濒临江浦，是为京口，点明此地依山临江的地理形势。京口的历史十分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前期。1954年6月，江苏镇江丹徒县出土铜器12件，包括鼎、簋、鬲、盘、角状器、牺觥等，其中的“宜侯夨簋”尤为珍贵。郭沫若、唐兰等专家考证后认为：“宜”是地名，在今丹徒及附近一带（但学界对此仍有不同意见）；“侯”是封号，“夨”是人名，有学者认为“夨”可能指吴国君主仲雍的曾孙周章。“宜侯夨簋”为镇江最早可能是吴国的“宜”地区这一说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宜侯夨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春秋时期，“宜”改称“朱方”。据《史记》记载：“（吴）王余祭三年（前545），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吴王将朱方赐予逃亡而来的齐国贵族庆封作为食邑，而随着吴国的日益强盛，朱方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庆封昔日在齐国时的封地。可以说，朱方正是京口发展成初具规模城池的起点。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冈使断，因改为丹徒，今水北注江也”。秦始皇东巡时路过朱方，听信了堪舆大师的说法，认为朱方境内有王气，就派了三千名赭衣囚徒，凿断京岘山，修筑驰道，将朱方改称“丹徒”。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秦丹徒县治设于丹徒故城，城东南即徒阳运河入江口“徒儿浦”，是一座古代河口之城，也是临江踞守、掌扼交通咽喉的军事要地。汉代的丹徒是有万户以上人口的大县，属于规模较大的城池，又有“京城”之称。汉末，孙氏家族自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起家，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以吴为治所。当孙吴的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后，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已不再符合统治需要。于是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始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孙吴移治京口，带来了军政机构和大量的人口，促进了当时京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建安十六年（211），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徙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今江苏南京）。在当时，由会稽至建业，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江苏常州）、曲阿（今江苏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作为这条交通线的枢纽，京口起着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的作用，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在那个年代，京口周边还比较荒凉，莽莽榛榛，野兽出没，因此孙权常来此游猎。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曾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片略显荒芜的土地，百年之后，会成为东晋南朝守护江山的屏障，和人才汇聚的“蓄水池”。乱世天枢：南北对峙格局下的六朝都会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分裂动乱的时代，京口由于地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的优越位置，同时州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承接了大量北方移民，经济繁荣，人文兴盛，一跃成为全国知名城市。正如《隋书·地理志》所云：“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东晋青瓷鸡首壶。来源/南京市博物总馆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人南渡，如范阳祖逖家族、渤海刁协家族、彭城刘裕家族等都“侨居京口”。这些北方侨民南渡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乡。加之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他们往往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之处，就无力继续南行，所以普遍集中寄寓在长江南缘一带。以下游而论，比较理想的是江南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成了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南宋“龙川先生”陈亮至京口，登北固，在多景楼中写下了“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的千古名句，十分精准概括京口的地理优势：长江横亘北面，三面群山环绕，运河交通便利，是兵家必争之地。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政权进攻京口之例，却史所罕见。镇江市地图（部分）。来源/天地图对于这些南渡的北方侨民，东晋“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南徐州和南兖州，是北来侨民最为集中居住的地区，而京口正是南徐州的治所。有学者估计，南徐州的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大量北方移民的融入给京口带来了人气和活力。作为曾经的贫瘠之地，京口之所以能供养起如此多的人口，与其地近“三吴地区”有关。所谓“三吴”，指的是自六朝以来，江南开发最成熟、物产最丰饶的吴郡（今苏州）、吴兴郡（今湖州）与会稽郡（今绍兴）一带，即今苏南、浙北地区，与京口相距不远。东晋朝廷以京口所吸引的流民组成军队，又以三吴地区的物产来供给，从而打造出历史上著名的精锐之师——“北府军”。这使得京口成为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朝局。最先开始经营京口的是东晋重臣郗鉴。晋成帝咸和六年（331），为应对北方石勒的威胁，郗鉴领兵驻屯京口，并将其打造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后来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帐下谋士郗超会桓温之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淝水之战中，谢玄挫败前秦苻坚大军，所依仗的也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晋末，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抵抗，但北府统帅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后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讨伐，很快便攻灭了桓玄。刘裕建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辩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亦据京口而发兵，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甚至到了南宋，主战派大臣依然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京口闸遗址。来源/镇江市委宣传部移动客户端纵观六朝更迭、南北对峙的漫长岁月，京口扼长江之险，据水陆之利，倚移民之力，成精锐之师，始终是左右江南局势、牵动南北攻守的关键要地。这座临江山城在乱世纷争中屹立不衰，成为魏晋南北朝极具代表性的战略名城。时代落幕：京口地位的转型与消解隋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分裂，重新实现天下一统。自此，王朝的政治中心回到北方长安、洛阳，江南不再是南北交战的前线，京口军事重镇的地位随之大幅下降。但大运河的开凿，又给京口带来新机遇，它摇身一变，转型成全国漕运枢纽，以“润州”之名成为江南主要的大城市之一。为打通南北经济往来，保障北方都城物资供给，加强中央对富庶江南的管控，隋唐修建了大运河，搭建起贯通全国的内河运输网络。润州凭借“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的绝佳地理区位，成为江南水系与北方大运河主干水系的交汇节点。江南产出的粮食、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想要北运至京师供给朝廷与中原腹地，必须经润州集结中转；而北方的手工业制品、官方政令、人员往来，也需经由此处联通江南腹地。由此，润州一跃成为全国性的漕运咽喉与商贸枢纽。南宋赵芾江山万里图卷。来源/故宫博物院北宋政和三年（1113），润州升为镇江府，“镇江” 之名至此正式出现，并沿用至今。南宋只剩半壁江山，长江再度成为南宋抵御金、蒙元南下的核心防线，镇江也回归了边防重镇的地位，守护江南腹地，拱卫都城临安。到了元明清三代，除明朝短暂定都南京外，均以北京作为首都。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承担国家大部分赋税，大运河就是王朝运转的生命线，镇江长久充当南北漕运的中转枢纽，维持了数百年的繁华。清代诗人查慎行途经镇江时，留下“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十万家”的诗句，描绘出当地商船云集、万家灯火的兴盛景象。可到了晚清，随着近代化浪潮袭来，镇江延续千年的区位优势彻底消失。一方面，近代海运兴起。晚清开埠通商，大型海船投入使用，运量大、速度快、成本更低，不受河道约束。南北物资运输逐渐改为走海运，传统内河漕运制度彻底崩溃，支撑镇江繁荣千年的经济根基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铁路、公路等新式陆路交通出现，古代依靠江河运河的交通格局被打破。人员、货物往来不再必须走水路，镇江水系枢纽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这座曾经执掌王朝命脉的军政重镇、漕运要冲就此褪去光环，慢慢变成一座普通的江南地方城市。京口千百年的兴衰，其实就是古代国家格局变迁的缩影。当国家分裂、南北对峙，江南成为政治中心，京口的军事防御价值就格外突出；当天下一统，政治中心安放在北方，京口的漕运经济价值就占据主导。等到近代新式交通兴起，运河漕运走向没落，城市也随之衰败。一座古城的起落荣辱，映射出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南北移动、经济重心逐步南移、交通从水路为主转向水陆海运多元发展的宏大历史变迁，也见证了古代传统地缘格局一步步走向终结。镇江金山。来源/镇江文旅如今，千年潮汐涨落，但这座城市的命运齿轮从未停转。2025年，镇江全年地区生产总值5736.78亿元；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77849元。镇江不再以“锁钥”之姿左右王朝安危，却以另一种方式嵌入国家战略版图——镇江航空航天产业园企业为C919客机提供约10%的零部件、50%的复合材料结构件和90%的客货舱内饰件。与此同时，那条曾决定镇江千年命运的运河并未沉寂：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工程镇江段全长42.6公里，已通过竣工验收全面投入运行……从“江防重镇”到“长三角一体化的苏南支点”，镇江的转身并非荣光的消散，而是历史赋予这座城市的又一次重新定位。京口的故事，其实从未真正落幕。京口的故事，不是一座城市的独角戏，而是中国历史地理格局的“关键词”。读懂镇江，便能更好读懂中国。参考文献：（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徐耀新主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系列·镇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古装剧或者小说中，皇帝对某一家族降下惩罚，往往会有男子斩首、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的描写。这些女子很多会在后来的剧情中或遇王孙贵族搭救，有情人历经波折坎坷，终成眷属；或练就一门音乐技艺傍身，名满天下。而热播剧《兰香如故》中，世家沈氏女眷被罚入教坊司为奴，却选择全族自尽，只留孤女沈嘉兰因缘际会下逃出生天，留得性命。有观众对此质疑，为何入教坊司便要决绝赴死，而不是留待一线生机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先了解一下：历史中的教坊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去处？教坊司中女子又往往有怎样的来处和结局？《兰香如故》中关于教坊司的片段。来源/电视剧《兰香如故》何为教坊？教坊一词，唐代已有。《新唐书》记载：“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714），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这段话中，教坊的地位类似于官方音乐机构，“内教坊”隶属太常寺，其演奏的音乐应以“雅乐”为主。左右教坊不属于太常寺管辖后，表演的则是滑稽戏、杂技等更加贴近市井生活的剧目。然而无论是雅乐也好，杂技表演也罢，起码在机构设置上，教坊司中的乐人是凭借音乐技艺谋求生计，而非以色侍人。朝廷还会对教坊乐人演奏音乐的技艺水平进行考核。乐人们学习任务的难易程度不同，学习时长也不同。“习难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及的“名属教坊第一部”的琵琶女，演奏技艺高超，学习的大概就是难度较高的曲目。唐彩绘陶奏乐俑。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宋代效仿唐代制度，教坊艺人的主要职能是在宫廷宴会上表演歌舞，宗室如有需要，也可以向教坊借调乐人，前去赴宴表演。南宋时，高宗裁撤教坊这一机构，如果遇到需要演奏音乐的情况，就临时召集乐工排练剧目。同时，宋代对于官员与乐伎特别是女乐伎的交往，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除中央音乐机构教坊司外，地方也有一定数量的女伎为官府宴会提供歌舞诗词类才艺表演。地方官员与教坊女伎饮酒作词，难保不会有越界的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宋代规定：“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宫筳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然而宋代不准官员与官伎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并非出于对乐伎人身安全的保护，更像是出于维护官场风气清明的考量。元代教坊司品级提高，隶属礼部管辖，但教坊官员的身份依旧遭到歧视。“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当序正班，当自为一列”，能够上朝的官员尚且被区别对待，就更不必提女乐人们的地位了。明代教坊司职能依旧沿袭前代，主要为宫廷宴会提供歌舞等才艺表演。但教坊司中出现的诸如外间娼妓和教坊人员混居、教坊人员演奏的曲目掺杂淫词艳曲等现象，使教坊司的风评在民间越来越差，甚至近乎与妓院等同。然而，即使在当时的现实情境下，教坊女子或许很难在“卖艺”和“卖身”之间守住一条万无一失的安全界线，但名义上，教坊司依旧并非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元“风鹤”古琴。来源/浙江省博物馆明初倒是曾设立富乐院，规定其间男子“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女子“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商人被允许进入富乐院中，官员却不可出现在此地。洪武年间，有官员在富乐院嫖娼，事情败露后，皇帝认为他们嫖娼的钱是贪污受贿得来的，对他们降下惩罚。这一事例说明，富乐院或许才是明初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并且同样出于维护官场风气的原因，是禁止官员在此留宿的。清代教坊司和太常寺分工明确，太常寺负责祭祀仪式中的音乐演奏，教坊司则负责在宴会上演奏歌舞。顺治年间，教坊司停止任用女艺人，而改用太监。雍正年间，正式废除乐籍制度，“若土豪地棍仍前逼勒凌辱，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然而律令虽然改变，民间对教坊司的偏见却并未消除。教坊在向民间招募乐工时，民间乐人常有因教坊司污名而不愿前来入职的，教坊司因此更名为和声署。清匏描金仙人纹三弦。来源/故宫博物院风月场，还是腌臜地？与古装剧和言情小说中的传奇故事不同，教坊女子甚少在史书上留下姓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生不能脱离乐伎的身份，或是嫁给男性乐人，或是被赐予地方官员成为家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中记载了西京、东京的左右教坊、宜春院等机构，同时还记载了这些机构中的乐人依据容貌、音乐技艺水平高低等被划分成不同等级。宋代史料鲜少有教坊女子的个案记载。绍兴十一年（1141），“诏罢教坊，其乐工许自便”，但这条记录并未具体指出教坊解散后，教坊中的女伎人是否脱离乐籍身份，也并未记载她们的去向何处。元人笔记《辍耕录》中倒是记载过一位教坊官妓连枝秀的故事，评价她年轻时“以色事人”。即使连枝秀已经四十多岁，离开教坊，当时人依旧随意写文章来嘲笑她，对她年轻时的经历进行轻蔑的调侃。连枝秀不堪受此屈辱远走，但士大夫却依旧指责她的德行有亏。“然文虽新奇，固近于俳，视厚德君子有间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岂偶然哉”！教坊女伎中，凭借容貌、才艺、性情和皇亲贵胄、达官显贵有过情缘的也不是没有，明代官妓李惜儿甚至得到了代宗的青睐。然而“好景”不长，英宗复位后，曾经进献李惜儿入宫的教坊司官员晋荣、陈义被认定为奸臣，以魅惑君主的罪名处死。李惜儿也被送还家中。明陶黄绿釉伎乐俑。来源/故宫博物院清雍正年间，乐籍女子有了脱离贱籍，获得良民身份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大清律例》规定：“凡（文武）官并吏娶乐人（妓者）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归宗，不还乐工，财礼入官）。若官员子孙（应袭荫者）娶者，罪亦如之，注册候荫袭之日（照应袭本职上）降一等叙用。”清代官员汪景祺在其笔记《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曾记载一位名叫步光的乐籍女子，她与一位士人相恋，赠送他钱财，留下他的扇子作为信物，等待他做官回来迎娶自己。然而她等啊等啊，等了两年，一点儿消息也没等到，却听说这位士人在河南做官。步光派人送去书信，指责这位士人变心失约。此时这位官员已经有了两位宠爱的妾侍，早已不再抱有多少对步光的感情，甚至冷言冷语道：“身既为官，自惜名节，岂有堂堂县令而以娼为妾者！”步光虽然伤心，却不得不承认二人身份地位上的差距，“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飞入，向薄情郎索一钱耶？”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兰香如故》纵观历代教坊女子的命运，她们有的姿容出众，有的舞姿曼妙，有的琴艺卓绝，出席于各种宫廷宴会，博得朝中士人几句所谓“美名”。一生困于风月，一生误于风月，而乐人贱籍的身份，便注定了她们得到的风月中少有真心，最终也只能“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官宦女子真的会因获罪而入教坊？前文提到，历朝历代，教坊机构的职能往往是提供音乐才艺表演，而非提供色情服务。因此教坊女子的选拔重视姿容才艺，而因家中获罪而被牵连的贵族女子却并不一定符合这一选拔标准。而如果想要通过剥夺尊严的方式惩罚这些女子，皇帝也往往会选择其他机构。如《唐律疏议》记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没官”往往指的是被贬作奴婢，而非一定沦落至教坊。唐代著名女官上官婉儿便是因祖父上官仪获罪入狱，而失去了官家小姐的身份，被贬入掖庭为奴。上官婉儿墓志。来源/纪录片《考古公开课》此后历代，官宦人家获罪，家中女眷也往往只是被贬为奴婢，前去宫中、官府各处机构劳作，或者沦为其他功臣贵族之家的奴婢，教坊并非所谓专门收容罪臣家眷的场所。这些沦落到受人欺辱境地的女子，有不堪受辱，投水自尽的，如右侍中黄观的妻子翁夫人“携二女及家属十人投淮清桥下死”；也有在困境中苦苦煎熬，熬到被赦免之日的，如《明史》卷八《仁宗本纪》记载：“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无论如何，教坊女子与罪臣家眷的真实处境，远非一纸律令所能道尽，也远非千年之后的我们所能轻易体会。参考文献：《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陶宗仪：《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大明律》，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刘辰：《国初事迹》，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王圻：《稗史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会典馆石印本《大清律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汪景琪：《读书堂西征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成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秦帝国为什么能强大？很多人会想到商鞅变法，想到虎狼之师，想到铁骑出函谷、横扫六国，也会想到兵马俑、长城和统一度量衡。但在《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物勒工名”篇里，把镜头对准了一件并不起眼的器物：一把两千多年前的铜戈。它叫“九年相邦吕不韦戈”。一把戈，二十一个字。字不多，却写下了一个帝国最扎实的底气。戈身铭文写道：“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相邦吕不韦、蜀郡郡守、工坊负责人、工坊副手、基层工匠，五级责任人，一个不落，全刻在这件兵器上。谁监造，谁管理，谁具体铸造，哪一道工序出了问题，都有迹可循。这就是“物勒工名”。秦帝国的强盛，藏在这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它不只会造兵器，更知道如何让每一件兵器都经得起追问。秦国如同一架精密运转的机器，对其他诸侯国进行降维打击，这才有了秦王扫六合的霸业，中国才成为大一统的帝国。01　一把戈上，为什么要刻这么多名字？《中华考工记》节目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家祥拿出这把铜戈时，最吸引人的并不是它的锋刃，而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刻字。“九年”是秦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相邦吕不韦造”，说明这件兵器的生产有中央最高层监管；“蜀守宣”对应地方主管官员；“东工守文、丞武、工极”，则把工坊管理者和工匠的名字一一列明。兵器是用来打仗的，为什么要像填写表格一样，留下这么完整的责任链？因为秦人明白，真正决定兵器质量的，不是口头上的“认真”，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对哪一环负责。节目里，这件戈的两面铭文还藏着时间先后。背面的“蜀东工”戳记，是铜戈铸造时与器身一同形成的；正面的“九年相邦吕不韦”铭文，则在兵器制成后另行刻划。它们像两枚跨越两千多年的时间印章，让我们看见一件兵器从作坊到使用地的完整路径。这把戈上最后刻着“成都”二字。它不仅说明这件兵器与当时的成都有关，也为“成都”这个地名两千多年前已经存在，留下了有准确纪年的实物证据。一件兵器，居然同时保存了地名、年代、工坊、官署和工匠的信息。秦人的细密，往往就在这种地方显露出来。帝国的力量，有时并不在于声音有多大，而在于它能不能把最小的一颗螺丝钉——或者说，最小的一件兵器——管到位。02　秦国的兵器，先要过“质量关”《中华考工记》没有把“物勒工名”讲成枯燥的制度史，而是现场做了一次很直观的实验。节目准备了三把形制、大小都相同的铜戈，由演员许亚军参与“刺垛”测试。三把戈看着差不多，劈向木垛后，结果却完全不同：有的戈刃卷边，有的戈刃崩裂，只有其中一把既能穿透木垛，又能保持刃口完整。问题出在铜锡配比上。《考工记》有言：“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也就是说，制作戈戟时，铜和锡要保持合适比例。锡少了，兵器不够硬；锡多了，兵器又太脆。真正合格的武器，必须在锋利与韧性之间找到平衡。这也是《中华考工记》带给观众的一个重要提醒：古人的“工巧”，从不是凭感觉做出来的。它有材料标准，有工艺要求，有检验方法，更有责任制度。标准解决“怎么做”，名字解决“谁来负责”。03　兵马俑与城砖上，也藏着同一套规矩人们最熟悉的或许是兵马俑也藏着“物勒工名”。在《中华考工记》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带着观众重新看兵马俑身上那些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印记。一件陶俑，可能经过多人、多道工序完成；一支军队，更需要数以万计的器物与人员配合。如果每个人都只管“差不多”，最后得到的只会是一套无法运转的生产体系。所以《吕氏春秋》才会写下：“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亡之后，“物勒工名”并没有消失。节目镜头来到明代南京城墙。六百多年前，五省二十八府、上百个县参与南京城砖的烧制与运输。一座城墙需要多少砖？每块砖从哪里来？哪个地方烧制？谁负责验收？这么庞大的工程，一旦责任模糊，出了问题就会像石沉大海。南京城墙给出的办法很直接：在砖上留名。今天，人们在城砖上仍能辨认出产地、官署和工匠的信息。一块砖也许普通，但它背后连接着一个覆盖多省、多府、多县的协作网络。城墙能历经数百年风雨，靠的不只是砖烧得结实，也靠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的来处。南京城墙博物馆·城砖实拍图“物勒工名”在今天消失了吗？在“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广东罐上，《中华考工记》又带观众看见了“物勒工名”的另一面。当瓷罐随海船远行，器物上的字款开始不仅意味着追责，也意味着信誉。它告诉远方的买家：这件器物从哪里来，出自谁家，质量如何。名字从制度的刻痕，慢慢变成商品的招牌。《中华考工记》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不让“物勒工名”停在博物馆里。节目把这条跨越千年的线索，一路带进复兴号、国家体育场“鸟巢”和硬岩掘进机的现代制造现场。在复兴号的生产体系中，一颗轴承、一个批次、一项检测记录，都能进入数字档案。古人把名字刻在青铜、陶土和城砖上，今天的制造者则把工号、数据和工艺参数写进系统里。刻字的方式变了，责任的逻辑没有变。在鸟巢建设现场，“物勒工名”又有了让人动容的温度。鸟巢的钢结构没有一颗普通意义上的螺丝和铆钉，庞大的受力体系，主要依靠焊缝承担。为了完成这项世界级工程，建设团队从九百多名焊工中选出265人，进行严格训练，攻克了高强度钢材焊接的难题。鸟巢焊缝总长度超过30万米。每一条关键焊缝背后，都有焊工姓名、焊接日期和检测记录。后来，场馆经历多次刷漆翻新，有些名字被漆层覆盖；但在档案里，他们的姓名从未消失。04 有没有一件器物，值得你刻上名字？鸟巢建设时，265位焊工的名字未必会被每一位观众看见，却是他们留给这座建筑最郑重的注脚。《中华考工记》“物勒工名”篇，讲到这里，已经不只是秦国的铜戈、南京的城砖、鸟巢的焊缝和复兴号的部件。它更像是在问每一个普通人：你这一生，有没有一件倾注心血的器物，值得你亲手刻上自己的名字？也许，它不是一座举世瞩目的场馆，不是一台穿山越岭的大国重器。它可能是一张你反复打磨过的木桌，一把你守着炉火做成的壶，一辆你仔细检修过的车，一件你缝了很多针的衣服，或者是一项你日复一日做得越来越好的工作。名字刻上去，不是为了炫耀，更不是为了让所有人记住。它更像一种安静的确认：这件东西经我手，我没有敷衍；它花过我的时间，也装着我的心血。人这一生，未必都能留下惊天动地的功业；但总该有一件东西，配得上你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中华考工记》第二季以“物勒工名”启卷。节目通过一系列生动拆解与首度披露，串联起从先秦器物铭文到当代大国工程的鲜活故事，让这份跨越千年的责任品格，跳出典籍文字，变得可感可知。古老的匠心承诺并未停留在过往，更是在今天的产业实践中持续传承、生生不息。期待新一期的《中华考工记》带来新的惊喜！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1800 字阅 读 需 要 5 分钟太和殿是故宫外朝三大殿之首，也是紫禁城中规格最高的建筑之一。六百多年间，它屡遭焚毁，又一次次被重建。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并不是某一个时代一次完成的作品，而是在一次次毁损、修复与重建中，逐渐成为如今的样子。一座大殿的重生，靠的是什么？太和殿的答案，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营造。 明永乐年间，北京宫殿开始兴建，仅木材、砖石、琉璃等物料的筹备与运输，就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然而，比建造更难的，是一次次从毁损中重来。 六百多年间，太和殿数度遭遇火灾，康熙十八年（1679），西膳房起火，火势蔓延至太和殿，大殿再次被焚。此后，由于战事、采木困难等原因，重建一度搁置。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太和殿才正式开工重建，两年后竣工。 从一场大火，到重新立起一座大殿，前后跨越近二十年。所谓“重建”，从来不只是把旧物恢复原样，而是要重新寻找材料、重新组织技艺，也重新把前人的经验接续下来。然而，无论烧毁多少次，重建多少次，有一种东西始终未变，那就是对古人“圆满”的追求。太和殿的脊兽。来源/故宫博物院古代建筑的脊兽，数目依殿宇等级递进。“九”已是人间至极，唯独太和殿，用到了十个脊兽，分别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此外，还有一位骑着凤凰的仙人，居阵列之首。在古代，“十”代表着天地圆满、万事俱足，象征着天道的周行不殆。将十兽独置于太和殿檐角，寄托了古人对于“圆满”的永恒追求。一件东西，怎样才能活得长久？一件东西真正穿过时间，靠的往往不是“完成”那一刻，而是之后漫长的接续。太和殿能走过六百多年，靠的是一次又一次修缮与重建；一门手艺能够流传至今，也要有人不断重复、不断使用。时间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是一件被封存起来的旧物，而是一套仍然有人继续实践的方法。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把一件东西做出来，而是让它穿越时间，依然保持生命力。比如一口窖池，它能延续数百年，不是因为被完好地封存，而是因为从未停止过酿造。国窖1573的百年酿酒活态窖池便是如此，它与那些延续着的传统有着相似逻辑。从这个角度看，太和殿的修缮、传统手艺的接续、窖池的持续酿造，其实共享着一种逻辑：传统不是因为被保存才活下来，而是因为始终有人继续做、继续用。也正因此，当国窖1573在2026年再次携手非遗技艺以东方美学礼赞中秋时，“匠造”有了另一层连接。如果说六百年前的匠人用木石、琉璃营造一座宫殿，今天的酿酒人则让窖池与技艺在时间中持续运转。一个留下空间，一个留下味道；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需要一代代人不断接续。2026年，这两种关于时间与技艺的经验，又在一件作品中相遇。一轮满月里的两种匠造这件作品，就是《十瑞拱月福满樽》，国窖1573携手细木镶嵌技艺，融合错金银、炸金珠、古法榫卯等传统工艺，将月宫、殿宇、瑞兽与中秋宴饮收进同一件器物中。转月。双半球合拢时，是一轮满月。手指轻旋，月相随之流转，朔、望、弦、晦不再只是天上的变化，而变成一个可以亲手推动的过程。 开月。球体缓缓开启，月华倾泻，天地双阙徐徐铺展。左侧是细木镶嵌构筑的广寒月宫，绿瓦红窗，飞檐翘角，斗拱窗棂由榫卯精工拼接；右侧取太和殿屋檐一角，金黄琉璃瓦当层层铺展，斗拱彩绘以木为纸、以金为线。天上宫阙与人间殿宇隔酒相望，数百年时空，在这一开一合间彼此照面。取樽。十只守护故宫六百年的屋脊瑞兽，化身为十只可斟可饮的酒杯。以前，脊兽在屋上，人们只能仰望；如今，它们落在掌心，可以被拿起，被斟满，被举杯对饮。举杯。十只瑞兽杯逐一取下，龙杯敬江山永固，凤杯祝天下太平，狮杯守一方安宁，海马杯愿四海升平，天马杯寄疆域无垠，押鱼杯迎风调雨顺，狻猊杯镇火避灾，獬豸杯明辨善恶，斗牛杯护风调雨顺，行什杯佑逢凶化吉。十兽各执一祝，十杯共敬明月。它们不再是宫殿屋顶上沉默的剪影，而是席间可触可饮的温度。传统，在这一刻重新回到了生活里。所谓传承，或许从来不只是把过去留在原处，而是让它在新的时间里，依然能够被触摸、被使用、被理解，也被下一代自然地接过。当一门手艺还能进入今天的生活，当450余年的活态窖池仍在酿酒，当600多年前屋脊上的瑞兽还能成为一场中秋相聚的一部分，传统就没有成为过去。真正活着的传统，从来不只属于过去，它仍在今天发生。参考文献：1.清代太和殿的两次重建[J]. 王子林.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0)2.太和殿行什相关问题讨论[J]. 黄希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0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寻味山海》禹州篇里，有一锅羊汤很容易让人看饿。汤锅一开，羊肉、粉皮、木耳和黄花菜在原汤里翻滚。按许多人的印象，羊肉汤该是乳白色的；禹州花石镇这碗端上来，却透着一层红亮。答案不在什么神秘配方里，而在最后那一勺羊油辣子：香气一冲出来，白胡椒、蒜苗、香菜和几滴香醋也跟着醒了。味蕾觉醒后，禹州，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就该登场了。伏牛山余脉在这里与平原相接，山地、丘陵、岗地和河谷挤在一处，食物自然不会只有一种样子。更耐人寻味的是禹州更古老的名称——颍川。颍河仍从禹州流过，《水经注》说“颍水过阳翟县”；阳翟正是古颍川郡早期治所所在。广东一些陈氏宗祠里的“颍川世泽”，由此能够回望到这里。但古郡的故事不必讲得太长：它留在今天最具体的方式，不是地图上的边界，而是河流、山坡和一桌热菜。01　好羊要能“跑山”禹州正处在伏牛山余脉向豫东平原过渡的地方。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交错，颍河带着支流穿行其间。耕牛适合平地，山羊却不怕坡陡石多。它们踩着碎石上山，在灌木和野草间觅食，到了傍晚才慢慢下来。《诗经》里有一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几千年前的黄昏，和禹州山间今天的黄昏，竟有几分相似。当地人习惯把散养在山上的白山羊叫作“跑山羊”。这个“跑”字很要紧。羊在坡地间长时间活动，肉质自然比圈养羊紧实；吃的是山间混杂的草叶和灌木嫩枝，风味也不单薄。好羊肉没有那么多玄妙的秘密，无非是肯走的羊、肯等的年月，再遇上肯下功夫的厨子。到了花石镇，羊肉最体面的归宿是一锅汤。羊腿和羊骨先泡洗干净，下锅后用大火把汤催开，再转小火慢慢熬。肉与骨不能一味同煮：羊肉熟到时候便捞出来，晾凉、沥水、切成薄片；羊骨仍留在锅里，把骨缝里的鲜味一点点交给汤。客人来了，再把羊肉、红薯粉条、木耳和黄花菜放进小锅，一碗一碗回煮。花石羊肉汤端上来，最先抓住眼睛的不是白，而是红。那一层红亮来自羊油辣椒，香气足，辣味却不必咄咄逼人。白胡椒从汤底往上顶，蒜苗和香菜带来清气，爱吃酸的人沿碗边点几滴醋，羊肉的浓厚便忽然有了转身的余地。先喝汤，再吃肉。粉条滑，黄花菜脆，羊肉薄而有嚼劲。山坡上的风、羊蹄踩过的石头，最后都隐在这一口热气里。02　金银花泡水有点可惜禹州是药都。药材在这里从来不只是药柜里一格格方正的抽屉，它们从山坡来到药市，也会从药市转身走进厨房。金银花便是如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它：“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开的白，先开的黄，黄白相映，金银花的名字便有了。禹州及附近所产的金银花，旧时在药市上有“禹密二花”之称。含苞的花蕾晒干入药，已经开放的花朵若品相稍逊，也不必弃掉。禹州人把它洗净，撒进蛋液里，摊成一张金黄松软的金银花煎蛋；也可以与牛肉同炒，让花的清香从浓厚的肉味里钻出来。金银花本身不抢味。入口先是鸡蛋或牛肉的香，嚼到后来，才有一丝草木清气慢慢浮起。它不像一道用来炫技的菜，更像药都人家随手留住的一段春天。03　没有一只蝎子能离开禹州禹州西部、北部多山，乱石、土穴和岩缝为蝎子提供了藏身处。白天，它们伏在阴暗处；入夜之后，才出来捕食小虫。寒冬一到，又缩回石缝深处。禹州有蝎子，首先不是一个神奇传说，而是山地环境给出的答案。但“禹全蝎”的名声，仅有山里的蝎子还不够。明嘉靖《钧州志》已经出现全蝎的记载。到了清代中后期，禹州药市日渐兴盛，本地以及周边收来的全蝎在这里集散、加工，名气也随药商的脚步传向外地。徐珂《清稗类钞》说：“河南之禹州盛产蝎……汉口人辄往购之。”几句话，已经让人看见药商越省而来的热闹。所以，“禹全蝎”既是山里的物产，也是药市塑造的名号。捕捉、挑选、加工、交易，缺了哪一步，都成不了后来人们记住的禹州味道。全蝎入口，更需要敬畏。它必须经过规范清洗、熟制和干燥，绝不是从山里捉来便能下酒。经过专业处理的全蝎，可以研碎后拌入红薯粉、淀粉和肉馅，蒸成蝎子焖子；也有人将其熟制后炸至酥香。前者把山野奇味藏在软韧的焖子里，后者则干脆得多，一口下去，先听见轻轻的脆响。04　禹州，热气腾腾《寻味山海》没有把禹州拍成一张长长的菜名表。它先让人看见山坡上的羊、岩缝里的蝎子、丘陵间的金银花，再让这些山野风物回到一张家常饭桌上。镜头里的热气散去，禹州的味道却会留在人的记忆里：一碗羊汤的红亮，一口焖子的软韧，一碟全蝎的酥香，还有路边小店里怎么也吸不尽汤汁的粉条。节目播到禹州，找到了颍河与大山交给这座城的吃法；而禹州的风物，显然也不止这一桌。下一次《寻味山海》再出发，又会在哪一条河流、哪一座山岭、哪一口灶台前，遇见新的中国味道？此刻若来到禹州，不妨先找一家杂炣店坐下。看师傅从滚汤里捞起粉条和牛杂，看红油在碗面缓缓散开，再把一个热烧饼掰成两半。节目里的山河很远，眼前这一口，却正热着。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唐代有句俗话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其中的“韦”即京兆韦氏，是唐代关中一带的豪族。但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原地区的韦姓稀少，广西老表却有众多的韦姓，民间甚至有一句夸张的说法：“全国每两个韦氏，就有一个在广西。”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锦绣芳华》从关中豪门到岭南大姓，韦氏究竟为何要一路向南迁徙，在距离关中千里之外的岭南地区扎根？住在皇帝隔壁是什么体验？韦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韦氏源自豕韦国。豕韦国几度被灭国，武王伐纣时，韦伯遐参加牧野之战有功，受封于先祖故地，仍称韦国。周赧王时，韦国被鲁国兼并，遗民以国名为氏，遂成韦氏。从此，“韦”不再只是一个地名，更成了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印记。西汉时期，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以明经入仕，皆官至丞相，轰动朝野。邹鲁一带因此流传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韦贤后来迁居关中，定居京兆杜陵，此后的数百年间，“京兆韦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历经动乱而不衰，并在唐代达到了巅峰。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里的“天”既指皇室，也指皇城。京兆韦氏世代定居长安城南的韦曲，即今天的西安城南，在唐代属万年县。唐三彩院落。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缘上的亲近使韦氏得以持续靠近权力中心，而权势的积累又反过来巩固了其地缘优势。据学者统计，有唐一代，京兆韦氏出了17位宰相，这样大的宰相“产量”，在整个中国中古史上都并不常见。除此以外，其他韦氏子弟也宦途通达，仅五品以上可查者就有200余人，余下品级更是不可胜数。韦氏之所以能获得此等荣宠，还得从“关陇集团”说起。京兆韦氏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与杨氏、李氏、武氏、裴氏等世家互为婚姻，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旧唐书·韦述传》中说：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拿联姻来说，仅有唐一代，李渊、李世民、李显、李旦的后宫中都有韦氏。李世民在府时期，为了拉拢京兆韦氏等关陇世家，将韦尼子、韦珪堂姐妹二人一同选入秦王府。他登基后，韦珪位至贵妃，韦尼子位至昭容。到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更是权倾一时，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野心勃勃，试图效仿祖母武则天的做法，夺取皇位继承权。唐宫女图壁画。来源/故宫博物院有如此强势的家族托底，韦氏子弟似乎并不用为前途发愁。但韦氏子弟之所以能奕世簪缨，靠的不光是家世，还有学问。唐初的取士制度尚不完善，门荫与科举并行，对此韦氏表示：成年人两个都要。在这种家风激励下，武周时期的韦承庆、韦嗣立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先后拜相，赢得一时美名。数十年后，韦述同样进士及第，却没有走拜相之路。他以史学才能名世，所撰的《两京新记》《开元谱》等流传至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唐代宰相韦执谊，赫赫有名的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中就有他的一席之地。有趣的是，据《旧唐书》记载，韦执谊还没当宰相时，特别怕听人提到岭南。有一次他看到岭南地图，直接“闭目不视”，让人把地图撤走。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后来被贬到崖州（今海南），最终埋骨岭南。韦执谊在崖州兴修水利，用火山岩修建了“岩塘陂”，引水灌溉农田。这一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被誉为“海南都江堰”。韦执谊的后裔留在海南，成为海南韦姓的重要来源之一。岩塘陂所在位置。来源/天地图除了政治成就，韦氏子弟的文化成就同样斐然。如盛唐诗人韦应物，一首《滁州西涧》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名诗；再如晚唐韦庄是花间派鼻祖，写下了唐代最长叙事诗之一《秦妇吟》。韦氏分为九房，韦执谊出自龙门公房，韦承庆、韦嗣立、韦述都出自小逍遥公房，韦应物、韦庄出自逍遥公房，他们只是数以千计韦氏子弟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成就也只是韦氏辉煌时期的缩影。如此盛极一时的家族，为何在唐代之后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顶级豪门，为什么说倒就倒了？李唐覆灭后，韦氏并未立刻衰落。韦震在朱温麾下任都统判官（一说为都统官），后梁建立后，他官至太子太傅、太师；后唐庄宗时，韦说官拜同平章事，直到天成二年（927）才被赐死；韦庄更是在唐亡后投奔前蜀王建，官至宰相。历经后梁、后唐、前蜀，韦氏仍然在持续产出高官，但时过境迁，韦氏子孙已经不再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而只是依附于新军阀的、较为零散的官僚个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其实早在中晚唐时，潜在的危机便已出现。以韦氏为例，家族力量越来越集中，子孙世代在长安城南扎根，入仕、宿卫、联姻都在皇城周边完成，与关中地方社会反而越来越疏远。在承平时代，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家族资源，但在战乱时期，便无异于将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风险极大。当长安被毁后，附着在“长安”这一坐标上的大部分资本都随之被摧毁，世家的衰落便无可避免。对世家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或许是发生于广明元年（880）的长安沦陷事件。这一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随之而来的是延续三十年的战乱时期。大范围的破坏严重摧毁了长安城，大量士人丧命，侥幸存活者家产散尽，身份也不再被承认，已经无力延续和书写祖上的荣耀。白玉莲瓣纹碗。来源/故宫博物院天祐元年（904，即唐昭宗天复四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城毁则家亡，韦氏赖以生存的地理基础被抹除，不得不各自离散。相比之下，六朝士族之所以能南渡重建，是因为他们还保留着地方庄园、宗族武装和乡里根基。而唐代士族缺乏这些基础，一旦被打碎，便难以再次聚合壮大。天祐二年（905），朱温在滑州白马驿杀害左仆射裴枢、崔远等三十余名朝臣，投尸黄河。这场屠杀，源起于谋士李振的一句泄愤之言：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李振对所谓“衣冠清流”心怀愤懑，鼓动朱温将朝臣丢进河里，让“清流”永生永世变成“浊流”。朱温“笑而许之”，于是，一桩震惊朝野的血案就此爆发。遇害名单中，没有明确记载有京兆韦氏成员，但后世常将其视为唐代士族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朱温这一刀，砍去的不只是三十几个朝臣的性命，更是一个豪门与政治中心之间几百年的脐带。因此，导致韦氏和其他世家覆灭的，是来自多个方向的合力。唐陶画彩男立俑。来源/故宫博物院从长安到八桂，韦姓如何“南迁”？白马驿的鲜血浸透河床，河水湍急，敲响了士族政治的丧钟。自此以后，关中地区反复被战火洗刷，韦氏谱牒散亡，族人或死或逃，长安城南的“韦曲”渐渐成了一个旧地名。但韦氏后人并没有消失，它像蒲公英一样，随风散落在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一颗种子，降落在广西的土地上。从京都到岭南，从政治中心到国家边境，韦氏的迁徙是一场跨越唐、宋、明的漫长接力赛。在现有记载中，京兆韦氏进入广西的最早途径是贬谪。唐末宰相、驸马韦保衡，在咸通年间权倾一时。唐僖宗即位后，韦保衡被贬为贺州刺史，其弟韦保义也从兵部侍郎贬为宾州司户参军。宾州即今广西宾阳，韦保义这一支由此进入广西，在此扎下了根。在后来的宾阳韦氏族谱中，大多将其奉为入桂始祖。广西宾阳。来源/天地图到了宋代，广西地区进一步发展，驻军规模增大。狄青南征剿侬智高，平定了广源州（今广西南宁）一带，战后部分韦氏官兵留戍广西。如京兆人韦大猷带着六个儿子随军，获胜后六子留在广西，分散至各地当土司。韦氏六兄弟带着族人在此扎根生长，开枝散叶。三百年后，明朝廷在广西设卫所，大量江苏、安徽籍韦姓官兵屯驻桂南。他们与韦大猷的后裔逐渐混同，一些分支至今已经难以分辨。弘治年间，东兰土司韦祖鋐遣子领土兵数千，耕守古田、兰麻一带，克平古田后，改设长官司授之。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韦应龙一门四代，持续六十多年率“狼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倭，战功赫赫，被朝廷赐予“哀孝忠勇”匾额。这些土司家族既是军事力量，也是韦姓在广西开枝散叶的种子。他们带着故土记忆，也带着朝廷的军令，在八桂大地上扎下根来。但光靠中原移民，无法解释广西的韦姓规模为何如此之大。真正让韦姓在广西“人口爆炸”的，是土著改姓。岭南文化冷水冲型铜鼓鼓面牛拉撬立饰。来源/广西民族博物馆在唐宋以前，壮、瑶、水、毛南等广西原住民大多没有姓氏。随着中原文化深入，他们也仿照汉文化，开始为自己创造姓氏。怎么造？最方便的办法是以部落名、图腾名音译取姓，既能标识身份，也能展示信仰。壮语中“韦”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来源于“水牛”（壮语vaiz），水牛是壮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图腾崇拜对象，水牛部落遂以与“vaiz”发音相近的“韦”为姓；另一说则是源自生殖崇拜（壮语viz），发音同样与“韦”相近。这种改姓的规模往往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整村整洞。一个部落改姓韦，整个山谷便都姓韦，一个土司辖地改姓韦，辖下村寨便纷纷跟着姓韦。在这种效应之下，韦姓人口呈几何级放大。这些氏族不仅更改姓氏，也仿照汉族文化兴修族谱，并多自称出于京兆韦氏。早在唐开耀二年（682，即永淳元年），广西便已经出现了“六合坚固大宅颂碑”，这块碑被称为“岭南第一唐碑”，是迄今发现的古代壮族地区最早的摩崖碑刻。碑主韦敬办自称“岭南大首领”“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上望无阶”，但学界一般认为韦敬办并非出自京兆韦氏，而是攀附中原世家的原住民。但它的存在说明早在唐代，岭南韦氏土著已经开始主动与中原望族建立文化联系。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来源/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于是，广西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许多韦姓村落，族谱上写着“京兆堂”，一开口却带着当地口音，祠堂里供奉着韦氏先祖，歌圩上唱的却是壮歌。姓氏成了民族融合的接口，这些韦氏与京兆韦氏虽然并非同宗，文化上却已同姓同源。韦氏在广西壮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地理的“蓄水池”效应。广西山区交通闭塞，战乱较少，外姓流入有限。当中原大地反复被战火洗刷时，广西山区反而成了庇护所，让韦姓在大山之中躲过一劫。时至今日，广西已经是全国韦姓人口最大的一个省份。长安城南的韦曲早已成为历史，广西的韦氏宗祠里，却依然挂着“京兆堂”的匾额。多山的广西。摄影/胡心雅一个姓氏，就这样把长安和八桂、士族和土著、黄河与珠江这些相隔遥远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一个在长安城南“去天尺五”的豪门，最终在千里之外的八桂大地上找到了新的归宿。参考文献：［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清］金鉷等监修：《广西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年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49年。王伟著：《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韦天富：《东兰韦氏土司的兴衰》，《方志期刊》1998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思归乐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武周时代的余绪，使大唐多有杰出女性以才情智慧闻名于世。安史之乱，有一位李唐公主，能在马嵬坡兵变后“彀弓迭进”，平定了叛军。颜真卿称其集“平阳起娘子之军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礼于宋公，常乐糺匡复之师于武后”“众美于一身”。这位公主就是唐肃宗李亨的第三女，唐代宗李豫的胞妹——和政公主。玄宗时期的平乱巾帼约开元十六年（728），和政公主出生，这一年，整个大唐处处是安宁的盛世之景。公主三岁时，生母吴氏去世，公主由韦氏抚养。史书中记载公主“性敏惠，事妃有孝称”，颜真卿在《和政公主神道碑》中也说公主自幼机敏聪慧，不论是图书史籍还是佛经，或是音乐、绘画，她都能立刻领悟，终身不忘。（至若左右图史，开示佛经，金石丝竹之音，缋画工巧之事，耳目之所闻见，心灵之所领略，莫不一览悬解，终身不忘。）鎏金錾花花鸟纹葵式银碗。来源/故宫博物院天宝九载（750）春三月既望，公主二十二岁，下嫁柳潭。柳潭出身河东柳氏，是“周太保敏之五代孙，皇蕲州刺史怀素之曾孙，赠秘书监岑之第四子”。颜真卿说他出身望族，起初凭借美好的才德继承家业，后来凭借声望为国家增光。他道德高尚，礼贤下士，令士人推崇。（衣冠地冑。辉映当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声华国。道胜而贵能下善。谦尊而休有烈光。士林伟之。）除了柳潭自身品德出众外，公主下嫁柳潭，或许还与柳家当时声名正隆有关。在此之前，柳潭的兄长柳澄娶了杨贵妃的八姐秦国夫人，天宝九载这一年，杨贵妃恩宠愈隆，柳潭或许因兄嫂的缘故得到皇帝青眼而赐婚也未可知。唐鸳鸯莲瓣纹金碗。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公主和柳潭成婚后，柳潭行事有度，公主真诚率直，两人的夫妻生活很是和睦。公主与秦国夫人成为妯娌后，两人的行事风格也形成了鲜明对比，秦国夫人好华美衣饰，而公主崇尚质朴之风，“服无金翠之饰。居有冰雪之容”，每到入朝觐见之时，公主列在队伍之中，举止出众，像神仙一般。（每至朔月六参。朝天旅进。嫣然班叙之内。迥出神仙之表。）此时杨氏一族恩宠盛隆，公主对待妯娌秦国夫人却不卑不亢，并不谄媚。北宋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虢国夫人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姊。来源/辽宁省博物馆天宝十四载（755），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盛世转瞬化为泡影，唐玄宗在马嵬坡处死杨贵妃，杨氏一族的荣耀就此烟消云散，秦国夫人去世前将子女托付给和政公主，公主在杨氏一族衰亡后依然真心对待秦国夫人的子女，在公主的照料下，他们“男登服冕之位，女获乘龙之匹”，都有了不错的归宿。在安史之乱中，李唐王室四散奔逃，和政公主随祖父唐玄宗入蜀，在入蜀途中，公主不忘自己的姐姐宁国公主。宁国公主寡居，在逃亡路上无人照料，和政公主便让宁国公主乘丈夫柳潭的坐骑，自己与丈夫步行，时常在一日中徒步翻山越岭百里，每当遇到危险，总是先救姐姐。柳潭对此有所不满，和政公主便对他说，如果她不照顾姐姐，只怕姐姐会被其他人放弃。柳潭被公主和姐妹之间的情谊打动了，也以公主为榜样，一路上帮忙提水、找柴。公主负责生火做饭，两人一起照顾宁国公主。天宝十五载（756）八月，和政公主跟随玄宗入蜀，但李唐王室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在蜀地，他们遇到了蜀地守将郭千仞叛乱，“玄宗御玄英楼谕降之，不听”，危急时刻，柳潭率领折冲张义童等人与叛军殊死搏斗，斩杀叛军五十余人，和政公主拉弓射箭，共抗叛军，最终平定叛乱，取得胜利。在世人怜惜杨贵妃魂断马嵬坡的时候，和政公主以勇气和智谋，让世人看到了乱世之中巾帼英雄的风采。肃宗时期的兴邦皇女肃宗即位后，和政公主依然秉持孝道，肃宗生病时，她亲侍汤药，肃宗想赐田地给公主，公主却辞而不受，说妹妹宝章公主还没有被赐予田地，为妹妹求赐田地，让肃宗十分感动。宝章公主正是抚养过和政公主的韦妃所生，公主此举，不仅是对妹妹的关爱，也包含了对韦妃的孝顺和感激。在唐肃宗时期，和政公主对政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阿布思是当时铁勒别部同罗首领，曾臣属东突厥汗国，玄宗时期率部投奔大唐，唐玄宗册封其为奉信王，赐姓名为李献忠，将其部落安置在朔方节度使所属河南之地，后来因为其与安禄山不和，被迫叛唐北归。天宝十二载（753），阿布思和妻子被押回长安，阿布思被杀，妻子沦为掖庭歌奴。肃宗即位后，一日宴饮之时，命令阿布思的妻子穿上绿衣表演，和政公主向肃宗谏言：“阿布思是逆臣，按律他的妻子不能接近皇帝。且他的妻子并没有罪责，因此不能让她与那些倡优（歌伎、乐人）共处。”肃宗听后就赦免了阿布思的妻子。唐素面金钗。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政公主此举不仅是出自对叛臣妻子的同情，实则也暗含了政治考量，阿布思当年因与安禄山不和被迫叛逃，之后安禄山起兵叛乱造成生灵涂炭，反而突出了阿布思当年不侍奸佞的正确，如今欺辱阿布思的妻子，只会让朝臣担忧若自己之后犯错，自家妻子是否也会受此屈辱，或许会因此造成君臣离心。此外，和政公主还善于理财，安史之乱后，王朝财政危机严重，公主擅长贸易，“以贸易取奇赢千万澹军”，通过贸易获利来补给军饷。肃宗驾崩后，公主还向兄长唐代宗进献了成千上万的食邑收入。代宗时期的“国之鸿宝”和政公主是唐代宗的胞妹，兄妹二人关系和睦。代宗守孝期间，由公主代为处理政务。她关心民间疾苦和国家发展，多次向代宗谏言，代宗也都采纳了公主的建议。（屡陈人间利病、国家盛衰事，天子乡纳。）代宗即位之初，安史之乱的叛军再次攻陷洛阳，代宗派出原本用以抵抗吐蕃侵略的军队前去平定叛军，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攻入内地，不断逼近长安，大唐再次处于危难之际。唐代朝堂场景模拟。来源/《百家讲坛》广德元年（763），代宗只能仓促离开长安，向陕州奔逃，吐蕃乘势攻入长安。在代宗逃亡之时，和政公主本想随从护卫兄长，但因叛军阻隔，无法通行。公主行至荆南，慰劳并安抚将士，保障了地方的安定，代宗在陕州时，担心公主用度匮乏，还派人转运物资，供公主所用，公主却因国家财用空竭，辞而不受，说：“我正竭尽家财来资助战士，岂能贪得无厌，使用物资？”最后只请求几斤名香，交给佛寺，用以祈福。逃亡路上，和政公主还遇到了盗匪，但她镇定不乱，给盗匪讲清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得盗匪洗心革面，自愿成为公主的仆役。（遇群盗，主谕以祸福，皆稽颡愿为奴）历经艰难之后，广德二年（764），李唐皇室终于回到长安。可惜好景不长，同年六月，吐蕃再次进犯长安，此时的公主怀有身孕且即将生产，但依然关心时局，想要去见代宗为吐蕃退兵献计，丈夫柳潭担忧公主的身体，想要阻止公主离开，公主却说：“你难道没有兄长吗？”（君独无兄乎？）于是入宫觐见代宗。代宗也对妹妹的身体情况十分关心，命“天医内官”共同为公主诊治，帮她顺利生产。但最终公主因为身体不支，在见到代宗后的第二天，“免乳而薨”，年仅三十六岁。安史之乱后的景象场景模拟。来源/《大明宫》妹妹和政公主去世后，代宗万分悲痛，声泪俱下，觉得失去公主像失去了手臂一样（皇上友爱天深。痛毒兼至。砉然一叫。声泪俱咽。哀动木石。岂伊人伦。涟涟孔怀。如失于臂。），称和政公主是“国之鸿宝”，代宗辍朝三日，并命京兆尹操办公主丧仪。驸马柳潭同样哀痛不已，公主所生的五男三女，也都呼唤着阿母，哭到不能出声。（柳侯掐膺永悼。气索神伤。心苦而忽然忘生。泣尽而继之以血。况乎五男三女。或龀或孩。呼阿母而哭无常声。吁昊天而仁覆永绝。）代宗除了为和政公主举办了隆重的丧仪外，还命颜真卿为公主作《和政公主神道碑》。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的兄长子侄为敌所杀，颜真卿哀痛欲绝写下《祭侄文稿》，或许在记录和政公主于动乱中守护家人的事迹时，颜公也曾为此而动容。唐白釉黑座小狮子。来源/故宫博物院那么，和政公主的一生有没有遗憾呢？在翻阅记载公主生平史书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惑大概在于为什么这样一位“国之鸿宝”的宝藏公主，竟没有名字流传后世。有学者指出，和政公主对内和善治家，对外辅助肃宗、代宗朝政，在动乱中先后护卫玄宗、代宗，这种内外兼修的行为实则是武周时期女性参政的余绪。而在玄宗时期，女性参政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导致玄宗、肃宗之后的后妃和公主的名讳大多未在史书和墓志中记载，“她是武则天等女主政治的余绪，但又无可避免地受后玄宗时代的遏制”。镂空花鸟纹挂链银香薰。来源/故宫博物院也有学者说：“细究根源，女子隐名至无，起源于先民对厌魅类巫术禁忌的担忧，这种担忧被周礼定格并被后世无限放大，就隐名形成的根源而言，与社会地位高低无关，与男尊女卑也无关，隐名反倒是先民们疼爱女子的一种表现。”无论事情的原因如何，和政公主乱世之际挺身而出平定战乱，其为大唐的安定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被永久保存在了史书与墓志之中。得益于颜真卿的《和政公主神道碑》，我们终于可以穿过历史的烟尘，了解这位智慧、勇敢和兼爱的大唐公主的一生。颜真卿为和政公主所作《和政公主神道碑》碑文。来源/《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参考文献：《新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八》  《和政公主神道碑》郭海文、远阳：《唐代和政公主神道碑新探——兼论公主“国之鸿宝”评价的原因》，《唐史论丛》2023年第2期，第276-289页。纳春英、马斗成：《论古代女子隐名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以隋唐女性为主要讨论对象》，《唐史论丛》2019年第2期，第199-209页。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 》 第2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文青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1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便谋求窃取辽东半岛。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分赃不均，这一图谋最终流产，但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最终还是通过透支国力打赢了日俄战争，进而将中国东北归入了自己所谓的“势力范围”。此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政府通过收买清廷的遗老遗少、扶植北洋政府的各路军阀，在中国东北非法攫取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高举着“救亡图存”旗帜的先驱者不断唤醒国民，打碎了日本试图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将中国东北化为其殖民地的妄想。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铤而走险，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武力威慑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逐渐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失去耐心的日本政府便不断在中国东北以所谓“演习”的名义，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皇姑屯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按照河本大作日后撰写的回忆文章《我杀死张作霖》一文中供述，“关东军”当时的计划是炸死张作霖之后，便利用以张学良为首的奉系少壮派军官的激愤，在沈阳城内制造事端。通过策反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张景惠等奉系中的“亲日派”，一举夺占沈阳，乃至控制整个东北。河本大作。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从河本大作的表述来看，“皇姑屯事件”可谓未来“九一八事变”的预演。只是张作霖临终之前遗命的“秘不发丧”，令日本方面一时摸不清奉系的底细，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差，张学良在杨宇霆、臧式毅、袁金铠等张作霖时代的“股肱之臣”的拥戴下，迅速控制了奉系的军、政、财权。此后更积极与南京国民政府接洽，最终突破了日本“关东军”的重重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张学良的“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肢解中国、独占东北的阴谋。然而，迫于英、美压力的日本并不会甘于失败。在嘴上酸溜溜地表示“颇感意外”之余，日本方面也积极改变策略，开始了暗中离间张学良与原奉系中的“元老派”之间的关系。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于帅府老虎厅枪决了杨宇霆、常荫槐，令改称东北军的奉系的内部矛盾浮出了水面。日本方面趁此机会加大了在东北各地的招降纳叛，并不断怂恿日本、朝鲜民众以“拓殖”的名义进入中国东北，强占、强买中国土地，制造事端。而一些日本间谍更混迹其中，以测绘为名行刺探军情、拉拢胡匪武装之实。张作霖与张学良。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在不断扩大中日对立的大背景下，日本陆、海军也频繁在中国东北展示武力。1931年3月21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英辅亲率新锐战列舰“长门”、航空母舰“赤城”“凤翔”为首的64艘舰艇，由日本佐世保出发，以“视察”为名，先后进入中国东北的旅顺、大连、营口等港口。当然，日本方面之所以如此焦急地要在中国东北燃起战火，很大程度还在于其国内矛盾早已趋近于“白热化”，急需一场战争来转移矛盾。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经济、政治危机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自诩推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新政策，最终实现了所谓的“脱亚入欧”。但实则不过是毫无底线地迎合英、美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各种要求，再通过穷兵黩武的手段将自身的发展成本转嫁给了朝鲜、中国等邻国而已。参与明治维新成员合影（部分）。来源/纪录片《大抗战》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较短时间内帮助日本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但随着其国内市场的迅速饱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及对中国的经济渗透都呈现成本大于收益之时，日本的发展速度便呈现断崖式下跌。1927年3月，就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如火如荼之际，日本国内爆发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工厂停产，日本经济进入动乱时代。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创伤尚未痊愈，1929年秋，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危机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社会严重动荡。农民斗争次数急剧增多，规模大幅扩大，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面对危机，日本统治阶级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他们首选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把它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困难的“最终出路”。“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细节再现日本陆军之所以敢于在1931年在中国东北铤而走险，除了“皇姑屯事件”之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大量起用年轻军官、清洗和替换张作霖时代的旧臣而引发东北军内部的内讧和分裂之外，更与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以“拥蒋”为名，率东北军精锐入关，鲸吞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的急速扩张，导致的后方空虚有关。1931年，驻守在“满铁”沿线的日军围绕沈阳城进行带有明确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1931年7月，原西北军冯玉祥所部旧将石友三因不满张学良缩减其部队的决定，通电反蒋、反张，并率部北上直趋平、津，为镇压这股反对势力，张学良再度从东北抽调精锐入关。一时间整个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剩下5个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即便是直面日本“关东军”威胁的辽宁省内，也仅有4个旅的野战部队及2个省防旅分驻于沈阳、锦州、通辽、洮南。为此东北军将领形象地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去，甚至连笤帚疙瘩都拿出去了。”东北军的虚弱，早已被“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参谋看在眼里。在得知“关东军”方面跃跃欲试的消息后，裕仁曾装模作样召见陆军大臣南次郎，严命其密切注意军纪问题和“满蒙”驻军的行动。南次郎领受“口谕”之后，随即挑选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中国东北。且不论这封信是否可以起到作用，建川美次本人便曾在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狼奔豕突，以日本陆军侦察骑兵的身份在俄军战线后肆意烧杀。因此建川美次动身前往中国东北，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关东军”肆意妄为，更像是鼓励大干快上。无论是裕仁还是建川美次都不可能承认军事行动是日本高层发起的，他们只会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以所谓“下克上”的名义在前方折腾，以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沈阳城北约7.5公里的柳条湖附近，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尉河本末守在中国军队北大营外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铁轨，随后向关东军总部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准备进攻日军。日军准备进攻北大营。来源/纪录片《大抗战》关东军随即按事先设定好的射击诸元（火炮击中目标所需的标尺、高低、方向等技术参数总称）操作两门秘密运入沈阳的四五式240毫米榴弹炮，向北大营和东塔机场各发射一枚200公斤榴弹。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由于事先接到的是“演习”指令，率先进攻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反而没有实弹，冲入北大营后只能以刺刀进行白刃战。此时北大营内东北军第七旅部分部队已进入战位，本可轻易反击。但主持沈阳军务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人以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命令为由，要求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把枪放到仓库里，挺着死”。随后，板垣征四郎率第29联队第2大队主力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携带实弹冲向北大营。第七旅被迫按预定计划撤出北大营，向东山嘴子方向转移。板垣征四郎。来源/纪录片《大抗战》9月19日凌晨，日军转而进攻沈阳城。城内虽驻有卫队第二十四团等装备精良的部队，但留守的部分东北军元老不仅无所作为，反而成立了“保安维持会”和“自治警察团”，使沈阳迅速落入日军控制。与此同时，长春、辽阳等地日军也纷纷发难，当地东北军同样被要求“不抵抗”。最终，日本关东军以极小代价控制了东北众多城市。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与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扩大侵略。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往沈阳，同时以第4步兵联队及独立守备队进攻长春宽城子、南岭等地。驻守宽城子的东北军第23旅第664团第2营奋起抵抗，营长傅冠军重伤战死，毙伤日军50余人；南岭守军也依托营房反击，毙伤敌近百人。但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以“避免冲突”为由，严令守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长春遂在不到一天内落入敌手。9月21日，熙洽等人又高唱“日军打不得，和平交涉为上策”，误导东北军主力撤出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抽调第39混成旅团进入中国吉林境内，加入侵略行动。日军以远不敷用的兵力和漏洞百出的计划，完成了鲸吞中国东北的第一步。此后，日本一边制造傀儡政权，一边扩大军事进攻。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将溥仪秘密转移至东北。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1931年9月21日，北平37所学校召开联合大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北平中法大学全体教职员工为九一八事变致法国各大学及各学校教授的通电。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此同时，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从1931年9月20日到1932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内的十余份宣言和决议，分析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开展工作，建立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战士靰鞡鞋。来源/国家文物局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多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多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起点。参考文献：《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关东军秘史》[日]楳本捨三著、高书全、彭韶莹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日]井上清著，宿久高、林少华、刘小冷 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赵恺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6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康乾盛世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帝在清初诸帝拓土开疆的基础上，继之以“十全武功”，先后平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使我国领土东至库页岛，西达葱岭，北到兴安岭，南抵崖州，总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堪称历代之最。细数这“十全武功”，我们会发现，从乾隆十三年（1748）参加大小金川之役，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抗击廓尔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名臣阿桂的身影始终活跃其间，为“十全武功”的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乾隆，“十全老人之宝”。来源/故宫博物院让我们回顾历史，一同来领略阿桂的传奇人生吧。名门之后阿桂（1717—1797），章佳氏，字广廷，号云崖，满洲正蓝旗人，后因功抬入正白旗。在80年的人生中，阿桂先后历经康、雍、乾、嘉四朝，在乾隆时期最高官至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显赫一时，是清朝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阿桂去世后，嘉庆帝亲临赐奠，赠谥号文成，故后世又称其为阿文成公。《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像》。来源/故宫博物院阿桂出身于满洲贵族世家。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阿桂姓章佳氏，以地为姓，其祖先穆都巴颜屡次迁徙后，定居在费雅郎阿（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旧老城），在清朝兴起时加入八旗，被编入正蓝旗。满族人虽然登上历史舞台较晚，但在入关后受中原文化影响，逐渐走上了文治的道路。到阿桂的父辈时，其父阿克敦倾心儒学，以科举成名，在康熙年间由举人而中进士，后至侍郎、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对阿桂教育尤严，既特请儒学名师执教，又常以亲身感悟，用儒家施政理念熏陶阿桂。阿桂也自幼颖悟过人，很早便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他6岁读家塾，15岁入学，拜著名经学家沈彤为师，后考取了廪生、贡生，19岁时进入国子监，乾隆三年（1738）时中举，虽然没能继续考取进士，但最终也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其父子二人又被誉为“父子大学士”。除学业外，父亲的遗泽也深深影响了阿桂的仕途。阿克敦做官时，主张轻徭薄赋、宽刑轻罚、与民休息，恰好与乾隆帝继位之初的施政方针一致，因此颇受重用，其为人又淳厚多容，清正耿直，为时人所敬重。乾隆十三年（1748），清军首征大、小金川，阿桂也随军出征。当时，川陕总督张广泗围困叛乱头目莎罗奔，却日久劳师，迟迟无功。乾隆帝命大学士讷亲协助经略军务，同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然而，几人勾心斗角，龃龉不断。于是乾隆帝召讷亲、张广泗回京，先后以失误军机罪将二人处决。岳钟琪就此事弹劾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导致阿桂被捕入狱。乾隆帝顾及阿克敦的情面，决定对阿桂从轻处理，下谕道：“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囹圄，别无朝夕左右之人，朕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交与阿克敦严加约束，毋许稍有滋事。”阿桂这才逃过一劫。几年后阿桂东山再起，最终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乾隆一朝无人可比，可以说也离不开其父遗泽的深远影响。《平定金川图册》之《郊劳将士》。来源/故宫博物院戎马一生历代官修正史的人物传，多为合传，少有单为一人立传的情况，只有历史地位极高、影响极大的人物才有这种资格。而阿桂，正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同享单独列传的荣誉。与阿桂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梿，称阿桂“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清史稿·阿桂传》则称赞道：“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其中阿桂的军事能力尤为突出，乾隆年间朝廷平叛、安边的征战，多有他的身影。他也曾作诗表明心迹：“欲扫妖气净，岩疆战不休。”虽然阿桂首次出征铩羽而归，还被诬入狱，不过蛰伏数年后，阿桂很快等来了复出的机会。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乾隆帝决定趁此良机出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的事业。就在众臣议论纷纷不赞成出兵之际，只有阿桂愿意出征平叛，这便成为阿桂建功立业的新开端。平定准噶尔勒铭碑。来源/纪录片《史话新疆》截图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定达瓦齐叛乱，第二阶段平定阿睦尔撤纳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分北、西两路进军西北，阿桂随军出征，在乌里雅苏台办理军务，传递军事文件。清军一路势如破竹，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打败了叛军，占领了伊犁，擒获了叛乱祸首达瓦齐，取得了胜利。然而，清军主力仅撤走几个月，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便重新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再次发兵西北，阿桂又一次奔赴西北战场，率军与蒙古亲王、定边副将军成衮札布追击潜逃的阿睦尔撒纳及残兵。在追击叛军的途中，阿桂屡立战功，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就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战斗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天山南麓地区的回部首领霍集占兄弟纠集人马也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谕令清军出兵平叛，清军从天山北部转战到南麓。次年，阿桂率军驰赴霍斯库鲁克，与副将军富德一起全力进攻霍集占兄弟的叛军，很快消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霍集占兄弟率领少数叛乱分子弃城而逃，阿桂率军穷追不舍，在伊西洱库尔诺尔包围了叛军，溃败的叛军穷途末路，最终缴械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好带几百名残兵突出重围，逃往巴达克山。后来，巴达克山首领擒获霍集占兄弟，并把其首级献给了清军。至此，清军彻底平定了天山南麓回部的叛乱。阿桂在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部之乱的军事行动中均立下大功，他的绘像也因此被放进紫光阁。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叛乱后，朝中大臣普遍认为新疆地处偏远，环境恶劣，驻守成本过高，有放弃之意。唯独阿桂主张屯田保疆，上疏奏言道：“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提出伊犁一带水土肥沃，适合屯田驻守。乾隆帝采纳了阿桂的建议。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阿桂率领官兵及回人到伊犁开始驻兵屯田垦荒，使西北边疆地区残破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此，新疆出现了“一如内地，数千里行祗晏然”的富饶祥和之象。清代伊犁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在阿桂忙于伊犁垦荒的时候，清朝西南边疆又迎来危机。当时，缅甸连年滋扰云南边境，为了保卫云南边疆的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乾隆帝派军征讨缅甸，反击缅甸入侵者。攻打对缅作战共有四次，阿桂受命参加的正是第四次攻缅战争。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任命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出兵征讨缅甸。同年十一月，阿桂率军到达永昌后，决定与阿里衮军一同攻打缅甸城市木梳。攻下木梳后，阿桂率领一路军队进攻蛮暮、野牛坝等地。然而，清军最大的敌人不是敌军，而是恶劣的地理环境。在深入缅甸的途中，许多清军将士水土不服，染瘴身亡，连经略傅恒和副将军阿里衮也一病一亡，清军陷入进退两难的险境。值此危难之际，阿桂率军奋战，抵御住缅军的多次反攻。缅军统帅诺尔塔迫于清军的压力，遣使前来提出议和的要求。傅恒怕因议和而获罪，强撑病体表示反对。阿桂以三军安危为重，说服了傅恒，又和其他将领研究后，与缅甸达成了两国议和的协定：缅方送回被俘官兵，十年进贡一次，双方互不犯边，开关互市，清朝送回从缅甸逃往云南的土司。达成和议之后，缅军撤兵，阿桂率领清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平安班师回国，既为清朝保住了“天朝上国”的面子，又维护了国家利益。清代盔甲。来源/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使阿桂遭遇了人生中的首次“滑铁卢”，但最终也成为阿桂一雪前耻、功成名就的军功章。乾隆十四年（1749），清军因战事不利而撤兵，继续由金川土司治理地方。此后，金川各土司并未停止争端，叛乱相继发生。在此背景下，阿桂再度领衔出征。可由于地形复杂，水土不服，清军出师不利，阿桂也因几次失误被降职。但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逐渐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命清军兵分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其中西路尤为要紧，非由阿桂统领不可；南路则由明亮，福德负责。经过周密筹划后，阿桂出师告捷，当年九月便攻克小金川，并收复美美卡、木兰坎、鄂克什等寨。十月收复路顶宗、明郭宗和美诺。随后又先后收复板昭，曾头沟等地。南路的明亮也顺利攻下僧格宗，与阿桂会师于美诺，仅用7天的时间就把小金川全境荡平。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金川酋长僧格桑死，其他酋长献尸给清军，以示臣服。阿桂乘胜进攻，大金川首领索诺木老巢被端，逃往刮耳崖。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又率清军包围了刮耳崖，索诺木及其族人、部众二千多人出降，清军最终平定了大金川。阿桂平定大金川的胜利，使乾隆帝大为赞叹，甚至说：“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在平定金川50名功臣中，阿桂名列第一，因功受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绘像紫光阁。清沿明制，以大学士组成内阁，虽然有军机处分权，但大学士仍被视为宰相。因此，阿桂的“宰相”生涯正是从平定金川之后开始的。出将入相后的20余年，阿桂又参与了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立下了赫赫功勋，也因此多次绘像紫光阁。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仪封、兰阳等地黄河决口。阿桂受命赴河南修筑拦河堤坝，接续黄河。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地区的回部起事，进逼兰州，阿桂受命率兵剿除。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经74岁高龄的阿桂仍旧老当益壮，参与廓尔喀之战（今尼泊尔），也获得了又一次在紫光阁绘像的荣誉。清军反击廓尔喀。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阿桂一生历经戎马，参与了乾隆朝绝大多数军事行动。因为其忠诚能干，乾隆帝在阿桂的任用上，不但一件事接一件事，甚至还常常几件事同时交叉着令阿桂去办。以致史家记述阿桂事迹，不得不连用许多“又”字。“能者多劳”这个词，用在阿桂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党争和珅和珅之名，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他是乾隆帝晚年所宠信的奸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贪官。而刘墉、纪昀（纪晓岚）等人与和珅斗争的故事也经《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影视剧的传播成为经典，流传已久。影视剧中的纪晓岚与和珅。来源/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截图但实际上，无论从旗籍、家世、官职地位、个人能力上看，阿桂才是与和珅抗衡的核心人物。据《啸亭杂录》记载，阿桂与和珅同为军机大臣十余年，且二人关系不和：“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乾隆朝后期，随着年事渐高，乾隆帝本人已经不能事必躬亲，军机大臣的权力逐渐增长。作为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在其父阿克敦“社交朋友圈”的基础上，又通过结交官场同僚、举荐文武人才，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如刘墉与阿桂就为世交，阿克敦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受业师，刘统勋也曾向乾隆帝举荐阿桂。阿克敦还是纪昀的受知师（科举考试中自己的主考官），二人又为官场同僚，故来往也十分密切。同时，阿桂十分善于发掘人才，提拔了包括海兰察、铁保、吴锡麒等文武大臣，由此形成庞大的党羽势力。为保证皇权的控制力，乾隆帝欲制衡阿桂集团，于是开始重用和珅。从军机大臣的排位来看，阿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而和珅的排位则不断上升，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时来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阿桂的军机大臣。二人的办公场所也不在一起，阿桂在军机处，和珅则在内右门或造办处。在权力分配上，乾隆帝安排阿桂与和珅二人分管内外两朝。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令阿桂频繁外任，和珅却久居京师，二人在内廷和外朝之间各司其职，互不统辖。乾隆帝令二人权力分散意图有二：一是防止正面冲突，二是防范任何一方势力过大。军机大臣和珅。来源/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截图除了分权术，乾隆帝还采取制衡的策略，令两大集团势力此消彼长。例如为尽快扶持起后起的和珅集团，乾隆帝任命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掌管了人事大权，为其结党起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在重大政治案件的处理上，乾隆帝也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之术：甘肃冒赈案由和珅揭发，由此牵扯出的陈辉祖最初由阿桂提拔；刘墉查办国泰案，而国泰为和珅一党。由此可见，在乾隆后期，刘墉、纪昀等人与和珅的斗争，不应仅看作简单的个人斗争，而应该是以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乾隆帝为维护皇权而施展的制衡之术。纵观阿桂的一生，20岁入仕，历任显官，出将入相，60岁任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进入朝廷权力中枢，又任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长达18年，最终历经四朝，以80岁高龄逝世。阿桂的人生可谓传奇而又精彩，放眼中国历史也实属罕见，不愧为清朝的一代名臣。参考文献：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孙文良、孙琰：《论阿桂》，《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曹凤祥：《阿桂对清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刘隆有：《阿桂：出将入相数十年，能智贤正冠一时》，《文史天地》2021年第3期刘惠：《帝王心术与君臣博弈：阿桂、和珅的权力之争与现实镜鉴》，《领导科学》2021年第17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9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写下《乌衣巷》时，距离东晋已有数百年。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依旧还在，而曾经居于此地、左右东晋朝局的王氏、谢氏，早已不复当年的显赫。那么曾经住在乌衣巷里的王谢子弟，后来到哪里去了？国历君自制王导表情包。来源/纪录片《中国》从军权旁落开始东晋建立之初，王、谢两家确实站在了权力最顶端。王导辅佐司马睿南渡，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与马，共天下”恰好道出了东晋初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此后，王氏长期参与朝政，成为江左最重要的士族之一。谢氏则在谢安、谢玄等人手中达到政治声望的高峰。谢安出山执政，谢玄统率北府兵，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陈郡谢氏的声望达到顶峰。此时的王谢，依靠着门第、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共同构成的优势，不仅能够进入朝廷核心，还能够影响军政大局。但有意思的是，淝水之战既是谢氏最耀眼的时刻，也是门阀政治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王导、谢安正是这一体制的巅峰代表。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北府兵本来是东晋为了对抗北方军事力量而形成的重要武装，谢玄等人统率过这支军队。但战争结束之后，北府兵并没有随着淝水之战结束而解散，反而逐渐成为一支能够左右南朝政局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刘牢之、刘裕等人先后从北府兵中崛起，军事权力开始越来越多地落到武将手里，军事资源逐渐脱离王谢的控制。淝水之战最终成了王谢失去军事主导权的起点，北府兵也反过来成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王谢首先失去的，就是对军权的掌控。而北府兵的崛起，也改变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刘裕出身并不显赫，却凭借北府兵和累积的军功一步步掌握东晋最高权力。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东晋以来依靠门第维系政治优势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军功集团取代了传统高门，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王谢也失去了左右最高政局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王谢后人立刻退出政治舞台。南朝时期，王、谢等高门依然有人出仕，也依然保有相当的社会声望。但他们已经无法恢复东晋初年那种凭借家族力量直接影响最高权力的地位。建康宫城夯土墙遗存。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从这一刻开始，王谢的衰落，已经从失去军权进一步发展为失去政治主导权。社会根基继续松动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并不只是会做官，他们还拥有土地、庄园和依附人口，并通过地方社会关系维持家族影响力。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门阀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基础，也在持续不断的战乱中遭到冲击。孙恩、卢循起义持续多年，江南地区遭受严重动荡。原有的地方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依靠土地、庄园和地方网络维持影响力的士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孙恩攻入会稽时，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晋书》记载，孙恩“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可见即使是王氏这样的高门，也已经无法置身于这场社会动荡之外。到了梁武帝时期，侯景之乱则带来了更为猛烈的冲击。548年侯景起兵，随后攻入建康，台城被围，梁武帝最终死于城中。而侯景与王谢之间，还有一段旧怨。侯景入梁后，曾请求与王、谢两大高门联姻，梁武帝却以“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婉拒。侯景闻言大怒，留下“会将吴儿女配奴”的狠话。南朝青釉瓷莲花尊。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此后战争持续蔓延，建康及江南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士族死于战乱。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感叹，南渡中原士族“在都者覆灭略尽”。曾经在东晋朝堂上显赫一时的王谢，在这场浩劫中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打击。支撑士族长期优势的土地、人口和社会关系网络也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局势或许还会随着王朝更迭重新变化，但这些维系家族地位的社会基础一旦被战乱打散，便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走下历史舞台唐代前期，山东士族等传统高门仍然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唐太宗甚至下令修订《氏族志》，重新厘定天下士族等级。结果初稿出来后，山东崔氏竟仍排在第一。唐太宗看后很不满，认为这些旧族早已“世衰”，却还仗着祖上的名望自高自大，为什么如今还要把他们排在最前面？于是他亲自提出新的标准：真正的“门户”，应该看当下的德行、功业、学问和现实官位，而不能只看祖上是谁。最终，崔氏被降为第三等，《氏族志》也因此重新定次。皇帝想压低旧门第，现实中士族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容易消失。《新唐书》记载，唐初山东士族虽然政治地位已经下降，却仍把自己的门第看得极重。因为名门身份仍然受到追捧，一些士族嫁女时往往索取大量财物，时人甚至讥称这种婚姻为“卖昏”。到了后来，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人又与山东士族联姻，使这些旧族的声望依然没有完全衰落。绿釉陶楼院。来源/甘肃省博物馆传统门第虽然已经失去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特权，却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只是与东晋相比，唐代的门阀政治已经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皇权不断加强、官僚体系以及新的政治力量不断发展，传统士族原有的政治优势逐渐受到限制。传统士族虽然仍然拥有门第优势，却越来越难以依靠家族身份直接垄断军政、左右朝局。门阀社会虽未消失，却一直在不断受到削弱。而这种延续数百年的门阀秩序，终于在唐末走向了终结。安史之乱重创了唐廷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到了晚唐，藩镇、财政危机以及社会动荡不断加剧。黄巢起义以后，唐王朝进一步陷入长期战乱，人口、土地和地方社会组织遭到大范围破坏，支撑门第长期延续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传统门阀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相继瓦解，士族作为一个能够凭借门第长期获得政治优势的特殊社会阶层，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状元及第”款武举石。来源/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门阀走到了尽头。那么，王谢后人呢？“堂前燕”到底飞到哪儿了？王谢后人依旧在延续着他们的家族故事。有人通过科举进入新的政治体系，也有人迁往各地，在地方社会中生活、繁衍。随着门阀特权消失，他们不再因为家族身份天然拥有政治地位，而需要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谢绛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谢绛十五岁起家，试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进士中甲科，历仕秘书省、集贤院，最终官至知制诰。谢绛以文学知名，他以文章和学问立身，北宋人曾评价他“以文行又名”。清河张氏宗谱。来源/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谢绛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他做了多大的官，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六朝顶级门阀的后裔，在门阀时代彻底终结之后，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曾经的陈郡谢氏，可以凭借门第直接进入东晋权力中心；到了北宋，门第不再意味着这样的政治特权，但家族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仍然能够延续。谢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又以文章建立声望，读书、科举和文学，成为这个家族延续声望的新方式。而这种变化，在谢绛的下一代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的儿子谢景初、谢景温等相继登科入仕，谢景初尤其以博学能文著称。王安石称谢景初“其先以文学称天下，而连世为贵人，至君遂以文学世其家”，说的正是这个家族从旧日门第转向以文学传家的变化。而欧阳修为谢绛撰写的《谢公墓志铭》，恰好为这个家族的变化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墓志专门追述了陈郡谢氏从东晋到北宋数百年的迁徙轨迹，称谢氏“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并记载谢绛的先世谢汾原居河南缑氏，至五代祖谢希图时开始南迁，其后族人又有葬于嘉兴、丽水者，到谢绛父祖三代时，已经与富阳产生了密切联系。欧阳修还特别提到“其谱，自八世而下可见”。从陈郡到江南，从东晋建康到北宋富阳，一个曾经身处权力中心的家族，经历了数百年的迁徙，也经历了自身身份的变化。昔日谢氏凭借门第立于朝堂，到了谢绛这一代，家族已经落脚地方，而谢绛及其子弟则通过科举与文学延续家声。欧阳修写下的虽然是一篇墓志铭，记录的却不只是谢绛一个人的一生，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顺着这篇墓志铭回望，可以看到陈郡谢氏从六朝名门到北宋士人的漫长转身。谢安行书中郎帖页。来源/故宫博物院回看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尽了王谢士族数百年的兴衰轨迹。而在这些进入史书的人物之外，更多王谢后人则随着时间流向了各地，扎根乡土、繁衍生息，从叱咤朝堂的顶级政治世家，沉淀为深耕地方的普通宗族。曾经依附门阀制度的显赫门第，彻底褪去特权光环，化作散落江南的姓氏脉络、宗族谱系与地方文化记忆。从现有地方志、族谱及相关地方文化资料来看，浙江、江苏、福建等地都保存有王、谢两姓家族的相关记载和文化遗存。比如绍兴地方志中就保留了多支谢氏迁徙和定居的记录，有的支系从上虞迁入绍兴，又在当地继续分房繁衍。不过由于长期辗转迁徙、谱牒散佚，部分支系的完整世系已经无法考明。王谢门阀的荣光与腐朽早已尘封于历史，刘禹锡笔下的那只燕子，从乌衣巷飞出来，飞过六朝、隋唐和宋元明清，最后落在了江南的村镇、街巷，以及千家万户的屋檐下。参考文献：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绍兴县志[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锌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从战时小城到上海街巷，从汉字的旅行到古埃及的图像。这一期，选七本近期出版的书，沿着人物、器物与文字，走进历史的不同侧面。01明代疑事探微高寿仙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4月沈万三的传说、朱元璋的形象、刘基与术数的联系，哪些经得起史料检验？高寿仙从人物与疑案深入制度和文献，展示辨析记载、校正成说的过程。适合愿意多问一句“依据是什么”的明史读者，也能借具体问题认识历史考证的方法。读者短评豆瓣用户白鹇：对明代史料把握之全面，涉及议题之广泛，都是首屈一指的。02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聂作平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8月以1942年为入口，把老舍、梁实秋、陶行知、卢作孚等人的经历放回北碚这座小城。作者结合实地寻访与历史材料，串起写作、教育和实业的战时处境。适合从人物故事进入抗战史，也让人重新留意：迁徙之后，人们如何继续工作与生活。03张爱玲的衣橱陈磊中华书局 · 2026年新近出版从衣饰出发，沿着住宅、餐馆、街道和市场，重新走进张爱玲生活过的上海。陈磊把民国图像与文字材料相互对读，将作品中的细节放回当时的城市空间。对喜欢张爱玲和日常生活史的读者，这是一条从穿衣吃饭认识时代的阅读路径。04三国的真相（全3册）《国家人文历史》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6年7月从汉末秩序崩解写到魏蜀吴角逐和司马氏掌权，三册把人物、战争与制度放回同一条历史脉络。书中以《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为依据，结合近现代研究和考古材料，辨析演义叙事与历史记载的差别。适合想从熟悉人物进入汉末魏晋百年变局的读者。05海门薇医生的中国记忆（1924—1941）〔美〕茹丝·V.海门薇 著；黄瑶 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7月一位美国医生的在华日记，把医疗史带回乡村与病人身边。书中记录她在福建等地行医的经历，也留下风俗、日常交往与地方生活的片段。个人观察有其立场，却能提供宏观叙述之外的细节，适合关心近代社会与中外民间交往的读者。06埃及艺术中的符号与魔法〔英〕理查德·H.威尔金森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7月古埃及的雕塑与壁画，为什么这样安排颜色、比例和姿势？本书从形式、尺寸、材料、文字等视觉元素入手，解释艺术符号与宗教观念、王权和宇宙秩序的联系。适合逛完埃及展仍意犹未尽的读者，帮助我们从欣赏造型，走向理解图像。07识于微时：签名本风景赵小斌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6月一本书上的题赠，可能连着一段交往，也可能藏着辗转流传的经历。赵小斌以收藏的签名本为线索，讲述作家、受赠者与书籍之间的故事。近四十篇书话把阅读记忆和文坛往事串在一起，适合喜欢藏书、版本与文学掌故的读者随手翻阅。你最近在读什么有意思的书？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7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常常始于某个难以预料的瞬间。1921年深秋，17岁的林徽因随父林长民归国，并被父亲的好友梁启超接回北京，于培华女子中学继续学业。在诸多子女间，林长民最是欣赏林徽因的才气。林长民曾风趣地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林徽因与林长民的合影。林长民十分珍视才华横溢的林徽因，将女儿视为知己因此，林长民才决定带爱女赴伦敦读中学。那时他们大概都没有料到，这段短短一年的英伦之行，将完全改变林徽因以及大她三岁的“梁二哥”（梁思成）的人生：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林徽因动人的讲述，让梁思成即刻被建筑学的魅力所折服。这两位日后结成伉俪、为保护中国古建筑奔走数十年的大师，在此刻共同接下了历史的使命。一次碰面，造就了一对深耕于同一领域的璧人。而林徽因与建筑学的结缘，也来自某次偶然的心动。据他们夫妇的挚友费慰梅（知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回忆，林徽因在伦敦的女性朋友中，有一位恰是学建筑的，“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朋友在她的追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得名自祖父梁启超的别号“饮冰室主人”）也说，观察这位女友作建筑绘图使妈妈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愿望。1906年，梁启超与家人们的合影，左一即梁思成。梁启超和林长民的交友，最终成就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缘分命运的齿轮，就这般形成了跨越东西万里的链条。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Architecture”实在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词，女建筑师更是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人群。林徽因放手一试的勇气，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为当时仍处蒙昧的中国，带来了建筑学领域最初的光。不合格的“建筑史”或许有人质疑，中国工匠从不缺巧夺天工的作品，何况还有“样式雷”这等皇室御用的建筑世家的存在，如何能说没有建筑学呢？的确，古人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毋庸置疑，600年前明成祖朱棣下令修造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直至近代仍是西方人眼里中国首屈一指的奇观，享誉世界。只是，建筑学研究的范畴还包括各建筑类型的演变，以及不同地域建筑风格的系统整理。这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人涉足过。史书一向只着墨于那些主持宏大工程的帝王、官员，却鲜有为那些沉默伫立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建立传，遑论梳理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追溯其起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工匠们凝聚经验、建筑形式渐次改良的过程，与恢宏的建筑本身一样重要。倘若对此环节缺乏关注，知识的断层便会随之而来。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寓所的壁炉边读书。她当时随父亲林长民一同赴英生活了一年，并在此期间萌发了成为女建筑师的理想。供图/《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时成都府学的大殿仍是东汉末年所造：“本府学殿建于东汉之初平，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盖天下栋宇之古，无过于此者。”为此，宋高宗在绍兴六年（1136）特别御赐“大成殿”榜书以增光辉。然而，史官们无人关心这座汉代大殿的样貌、结构有何不同寻常之处，等它在宋末战乱中灰飞烟灭，一切细节再无可稽考。这样的遗憾，遍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故越早对幸存下来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和保护，就能争取在最大程度上留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标志性样本。林徽因与梁思成，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正与同学讨论问题的青年梁思成（图右戴眼镜者）。林徽因自伦敦归国后，梁思成才开始对建筑学产生兴趣中国古建的世界观众同时，近代最早系统踏勘、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反倒是一批外国学者。伊东、关野即日本人伊东忠太、关野贞。伊东忠太前后进行过6次中国古建筑考察，以1901年7月的北京为始，后他在1902至1903年间由京津一路向西南行至缅甸，1905年又往东北，1907年游苏浙，1910年到广东，1920年观览山东……所以，伊东忠太发表的中国古建筑研究论文有近百篇之多。关野贞在中国的行迹比起伊东忠太一点不逊色，他和常盘大定合作完成的6卷勘察中国史迹的专著配有2500多幅照片，是近代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图书之一。至于鲍希曼，则是指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相对于近在咫尺的日本，由欧洲而来的伯施曼明显对中国人来说更遥远而陌生，可他有个极其响亮的称号——中国建筑摄影鼻祖。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人率先研究起了中国古建筑，并在各地进行摄影与考察。上图即为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图谱中的五台山旧照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拉开了中国长达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国家由此陷入列强环伺、主权沦丧的动荡困局。这期间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域外学者，或多或少都与各国在远东的利益扩张和势力博弈有关。伯施曼在1891至1896年于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学，毕业后他去往东普鲁士军队房地产管理处任职。1902年，伯施曼作为建筑事务官，来到了驻扎在中国的德军中工作，直至1904年为止。跟东方古国的初遇中，伯施曼相继游览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并完成了关于中国古建筑考察的一份备忘录提交给本国议会。伯施曼在备忘录中点明了自己的一项宏大计划，即通过摄影和绘图对中国的各式建筑进行研究。1906年8月，伯施曼得到德国政府资助，以驻北京公使馆顾问的身份再次入华。其后他实打实对中国南北进行了多年踏查。纵然伯施曼后来的著作因为使用德文书写而很难得到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但真实反映古建状态的照片，却是无须跨过语言难关而人人可懂的。在多数研究者无力进行实地考察之际，参考伯施曼的摄影集也同样能达到在古建中寻找设计灵感的作用。事实上，林徽因、梁思成加入的营造学社很早就跟伯施曼本人产生了联系。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就登载了“德国柏世曼博士由中国驻柏林代办公使梁龙君公函介绍，经本社聘为通函研究员”的纪事。伯施曼拍摄的湖南醴陵文昌阁。他的古建摄影作品是当时学者了解中国建筑的重要桥梁现今，伯施曼所著的《中国建筑》早已译介到了国内，而与之经历相仿的学者其实还有喜龙仁（Osvald Sirén）。喜龙仁的家乡是今天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他在这里上了大学，选择了艺术史方向。1908年，喜龙仁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教授，其研究一向以绘画艺术为主，在欧美各国旅行、讲学，观察博物馆中的知名画作可谓人生不能缺失的一部分。他跟中国文化的缘分，正是从佛教绘画开始的，那是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五百罗汉图轴》，喜龙仁见到了这一系列古画，便盛赞中国古代的宗教艺术早就提供了通过抽象形式表达丰富情感的出色范例。梁思成也读过喜龙仁的《中国雕塑》一书，他在东北大学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时所编的讲义就说：“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龙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1917年12月，在举办完名为“中国绘画的基本原理”和“从中国绘画论艺术与宗教”的两场讲座后，喜龙仁乘坐远洋轮船，开启了一场遍及中日韩的东亚远行。1918年4月，喜龙仁首次来到中国，当年就参观了北京、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寺，并南游苏杭和上海。1921年，再次入华的喜龙仁西入关中，走访西安古迹，又至嵩山，遍览登封少林寺、会善寺。这次喜龙仁做了一件颇具价值的事情——测量并拍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认为北京城墙所讲述的关于中国北方都城的故事一定会比任何史料都要来得真实有趣。喜龙仁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的阜成门绘图。喜龙仁与伯施曼对梁、林二人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属于她的风云时代了解林徽因的读者，一定听说过她被誉为“中国建筑史理论奠基之作”的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该文跟那则接纳伯施曼为营造学社联络研究员的通告发表在同一刊上。林徽因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观点，即中国古建筑之美在于它对结构的忠实表现，而建筑工艺成熟、鼎盛与衰落间的区别，其实就看工匠是否舍本逐末，逐渐变得“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代表就是斗栱，从宋元之后变化得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下至明清，斗栱完全沦为装饰品，体积缩小，装饰着富丽堂皇的彩画，而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的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他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林徽因这篇文章见刊的时间是1932年3月，这时距离梁思成他们展开第一次古建调查之旅（考察独乐寺）还有整整一个月。中国建筑史的基础理论，居然是在营造学社对全国古建的系统测绘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跟常人的认知逻辑完全相悖。感慨林徽因真是天纵之才的同时，世人不免好奇她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如此科学的观点必不会像传说中牛顿被苹果砸中发现地心引力一般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正如上文所言，此时营造学社的调查尚未开始。换言之，林徽因写文章能参考的中国建筑资料只会来自此前入华的欧洲及日本学者。恰巧，《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开头就提到，从前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导致他们往往做出浮躁轻率的结论，从而让许多人误会中国建筑低劣幼稚，“好在近来欧美迭出深刻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慎重研究，细心体会之后，见解已迥异从前，积渐彻底会悟中国美术之地位及其价值”。当时的西方学者中，跟林徽因对建筑“结构”的看法相似，且能深刻研究中国艺术的，除喜龙仁外再无第二人。1920年，林徽因于伦敦。林徽因的名作《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其实在营造学社进行古建考察前就已经完成。她认为中国古建之美就在于对结构的忠实表现。1929年，喜龙仁出版了四卷本《中国早期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书中第四卷就是建筑专题。如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所言，喜龙仁在讨论中国古建筑演变历程时，“是完全按照结构理性主义的方法意识展开的”。这就使得喜龙仁书中的很多论述一旦翻译成中文，如果不注明原作者，完全可以毫无违和感地混入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文章，比如在谈到明清斗栱时，喜龙仁的观点亦是它们“倾向于在整体上弱化而不是强化结构”“建筑形式仍然一如既往，但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变成虚张声势徒有其表的修辞”。其实，梁思成那篇《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中就留下了他读过喜龙仁《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的明证：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喜瑞仁（喜龙仁）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者。西方艺术史专家与东方建筑史学者的呼应，令人回味无穷。这也让人想起林徽因立志做一名建筑师的起始，不就源于她那位学建筑的英国女性友人带来的感动吗？19世纪的世界，伴随着绵延不绝的战火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从前的弱势群体开始寻求自身的解放，女性的觉醒是其中最为绚烂的篇章之一。1865年，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通过考试，成为英国首位公开获得行医资格的女性，并开设了自己的诊所。1878年，伦敦大学正式招收女学员并平等授予学位。同年，美国康奈尔大学诞生了第一位建筑系女毕业生。此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和专业向女性开放了大门。1898年，出生于英属印度的埃塞尔·查尔斯（Ethel Charles）通过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会员资格考试，成为首位女性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对修补满目疮痍的城市的现实需求，英国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于1917年决定开始招收女学生。1936年6月，林徽因测绘山东历城神通寺墓塔。供图/《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徽因初到伦敦时，正值英国的女建筑师们即将大刀阔斧改变旧时代的当口。东西世界新女性的命运，自此悄然衔接。中国那许多沉寂了千年的殿阁，终于要迎来真正出身于这片土地上的知音了。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下，原标题为《镜头、图纸与笔战 中国建筑学的破晓时刻》，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首阳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 彦文推荐世人常以“才女”称呼林徽因而她用踏遍山河的田野足迹病榻上校阅完成的《中国建筑史》证明其首要身份是一名中国建筑师202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补上那张迟到一个世纪的证书战火、疾病与颠沛都未曾让她停下手中的笔与尺她的墓碑上，梁思成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