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国标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从制度上锚定了一个容易被技术狂热掩盖的事实：自动驾驶的主角是人，而不是技术。作者：远山封图：图虫创意4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完成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该文件规定了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以及领航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安全要求，并提出了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多层级评价方法。在此之前，我国虽已发布《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等推荐性标准为行业提供技术参考，但此次新标的最大突破在于将L2级辅助驾驶从“自愿遵守”升级为“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法律约束，其监管力度与约束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该标准首次将安全要求从功能性能扩展到研发流程与风险管理，构建了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三位一体的硬性验证体系。标准明确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通过状态检测和系统禁用机制防止技术误用。强制性国标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从制度上锚定了一个容易被技术狂热掩盖的事实：自动驾驶的主角是人，而不是技术。目前我国自动驾驶产业呈现“L2规模化普及”与“L4商业化探索”双线并行的格局。2025年前三季度，具备L2级功能的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达64%，超过六成的新车都配备了辅助驾驶功能。技术迭代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但一个危险的倾向也随之浮现：越来越多的驾驶者开始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来用。打开社交平台，不难看到各种“放开手开车”的视频。有人启用导航辅助驾驶功能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刷手机；有人将座椅放平，任由车辆自行行驶。这些行为背后，既是对技术的过度信任，也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此次标准报批稿专门针对这类“误用”现象提出了应对措施：若因驾驶员脱离驾驶任务导致系统执行风险减缓功能，或在达到一定次数的手部脱离或视线脱离后，应在一定时间内禁止使用组合驾驶辅助系统。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设计。它并未剥夺驾驶员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权利，但通过设置带有冷却期的限制机制，促使驾驶者保持应有的注意与参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份标准回应了一个根本问题：在人与机器协同驾驶的过程中，谁应是责任的最终主体。当前，L4级自动驾驶仅在特定封闭或半封闭场景中开展商业化试运营，本质仍属于技术验证范畴；而L2级辅助驾驶面向的是开放道路上的普通用户，路况复杂多变，驾驶员的责任无法被系统完全取代。因此，标准报批稿中明确写道“减少驾驶员对系统的误用，支撑提升道路交通安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其角色仍是辅助；坐在方向盘后的驾驶人，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有人或许会问：既然驾驶员才是安全的主角，为何还要大力发展辅助驾驶技术？答案在于，辅助驾驶的核心价值在于“辅助”，而非“替代”。例如，在驾驶员疲劳时，车道保持功能可帮助避免车辆无意识偏离；在其分神瞬间，自动紧急制动或能阻止一次事故。技术的意义，在于为行车安全提供一层“兜底”保障，降低因人为失误引发的风险，而不是鼓励驾驶者放松警惕、过度依赖系统。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对车企也是一次洗牌。过去一些厂商把辅助驾驶当作营销噱头，在宣传中模糊L2和L3的界限，诱导消费者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标准实施后，从设计开发到风险管理再到测试验证，每个环节都有了硬性门槛。那些只会在发布会上讲故事的厂商，必须拿出真本事证明自己的系统经得起场地试验和道路试验的双重检验。新国标的方向已很清晰。技术或许可以不断突破边界，但安全的底线不容后退分毫。每一起涉及辅助驾驶的事故，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根本问题上：事发时，驾驶员在做什么？如今，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将这一问题写入规则之中，让每位驾驶者都清楚：无论系统多么智能，双手都不应离开方向盘，视线都不应离开路面。这才是技术服务于人的真正含义。（作者系财经评论人）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从基本面来看，极米科技的家用投影主业本身并没有掉队，而极米科技之所以急于“开疆拓土”，问题出在家用投影这个品类本身。换句话来说，家用投影能给极米科技的空间，已经不多了。作者：郑晨烨封图：本报资料室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里，做大单品的公司有很多。比如，空调之于格力，消费无人机之于大疆，iPhone之于苹果。但深度绑定一项大单品，对一家公司来说，有时也会慢慢变成一种“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撑起公司增长的那个大单品，其本身的天花板就成了公司的天花板。A股智能投影龙头极米科技（688696.SH）过去这几年在做的事，就是想把这层天花板顶开。2026年4月15日，极米科技在北京发布全系三色激光的商用投影战略，把商用投影产品线从目前一款7000至9000流明（光通量单位）的产品，扩展到覆盖5000至60000流明全区间的产品矩阵。这是极米科技在家用投影主业之外新增的第三条产品线，在此之前，极米科技已经把光学技术延伸到了车载光学和AI眼镜两个方向。根据极米科技官方披露的信息，过去两年内，极米科技已累计拿下11个车载投影定点，产品已在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的旗舰车型上量产。2026年1月，极米科技通过新设的子品牌MemoMind发布了两款AI眼镜。实际上，从基本面来看，极米科技的家用投影主业本身并没有掉队，而极米科技之所以急于“开疆拓土”，问题出在家用投影这个品类本身。换句话来说，家用投影能给极米科技的空间，已经不多了。2021年3月，极米科技以智能投影第一股身份登陆科创板，发行价133.73元/股。2021年6月28日，其股价盘中最高达到614.43元/股，总市值一度冲至430亿元，但截至2026年4月17日收盘，其股价报94.92元/股，总市值66.46亿元。五年时间，极米科技市值较最高点缩水约360亿元。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市值上不去，本质上是二级市场投资人对这家公司未来增长的想象空间收敛了——极米科技目前超过95%的营业收入仍然来自家用投影，而家用智能投影这个品类整体已经连续两年出现销量下滑。对市场而言，极米科技靠单一大单品能讲出来的增长故事已经见顶。大单品诅咒极米科技2013年11月成立于成都。创始人钟波此前在台资电视芯片公司MStar（晨星半导体）做了10年芯片技术研发，财务自由后离职创业。极米科技成立之初就瞄准智能投影，钟波自己当时提出的说法叫无屏电视，意思是用投影形式承担家庭大屏电视的角色。智能投影这一个大单品，从公司成立那天起就是极米科技全部的商业故事。根据2025年年报信息，极米科技已连续三年稳居全球家用投影市场出货量第一。2025年，中国投影市场出货量前五大品牌分别为极米科技、小米、坚果、当贝、爱普生。但家用投影这门生意，极米科技已经摸到市场的天花板了。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67亿元，同比仅增长1.85%；实现投影整机销售量957408台，同比下降8.07%；实现归母净利润1.43亿元，同比增长19.40%。利润的增长主要来自毛利率改善，极米科技家用投影整机业务毛利率在2025年提升至30.80%，同比提升4.21个百分点。极米科技在家用市场已经过了追求销量规模的阶段，转为向高端产品要利润，这种做法可以稳住利润数字，但也意味着家用投影这个单品本身已经很难再给极米科技贡献增长。此外，极米科技主业增长放缓，一部分原因要回到家用智能投影这个品类本身，它的销量正在整体下滑。知名市场研究机构洛图科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投影（不含激光电视）全渠道销量520.3万台，同比下降13.9%；销售额83.6亿元，同比下降16.5%。这是该品类连续第二年负增长，也是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年度下滑。同时，2025年家用智能投影市场结构亦呈现明显的分化：万元以上的超高端产品销量翻倍增长，2000元以下的入门级产品占据全市场一半以上，中间价位段则是最受挤压的那部分。洛图科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投影线上市场TOP10品牌销量份额达到66.5%，较上一年提升11.3个百分点，行业集中度在加速提升，大量中小品牌退出。直接挤压家用投影中端市场的力量，主要来自另一个品类。用极米科技董事长钟波在2026年3月30日的业绩电话会上的说法就是，超大屏电视价格的快速下探，对投影市场中端价位段产品形成了一定挤压。过去两年，75英寸及以上的超大屏电视价格快速下行，进入了原本由中端家用投影占据的家庭预算区间。对一部分家庭用户来说，花同样的预算买到的电视屏幕足够大、使用门槛更低、显示效果不再有代差，家用投影原有的购买决策开始被替代。从整个显示行业的视角看，过去十年家用投影是从电视市场抢出了一块份额，而现在这块份额正在被大屏电视重新抢回去。但极米科技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并没有失去盈利能力：2025年归母净利润1.43亿元，同比增长19.40%；整体毛利率32.20%，同比提升1.01个百分点。在品类整体下滑的背景下，极米科技仍然能保持盈利增长和现金回报，说明它在家用投影这门生意上的基本盘仍在。真正的压力，来自其市值的大幅萎缩。三条新业务线事实上，极米科技也一直在探索新的业务方向。截至目前，它陆续拓展出了三条新业务线：车载光学、AI眼镜、商用投影。三条新业务共用同一个底层能力——极米科技在家用投影上积累十几年的光学、光机、算法、供应链能力，往不同的场景变现。其中，商用投影是极米科技最新完成战略落地的一条业务线。和面向家庭用户的家用投影不同，商用投影主要面向企业会议室、学校教室、文旅展陈、户外大型演艺等场景，用户是B端客户，单台产品的亮度、可靠性、使用时长要求都远高于家用产品，售价通常也是家用产品的几倍到几十倍。极米科技副总裁、行业产品线总经理田峰同时分管商用和车载两块业务，是这轮业务扩张的核心执行人之一。田峰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极米科技内部对全球投影市场的拆解是：家用占25%，教育占40%，工程类占35%。在过去，极米科技长期守住的是家用的那25%份额，如果只在这一领域竞争，整个公司的天花板就是这么高。如果要把公司的体量继续做大，剩下的那75%的市场就是必须要进去的。田峰同时表示，极米科技选择商用投影作为新战场的第一个原因，是出现了难得的时间窗口——全球商用投影是一个规模约30亿美元的市场，近几年传统领先的海外厂商投入节奏在放缓，技术迭代速度相比家用市场明显滞后，这是极米科技作为后来者能够切入的机会。另外，从行业视角来看，日系、欧系的商用投影厂商对消费电子那套快速迭代的打法并不擅长，产品更新周期以年为单位，而极米科技过去十年在家用市场跑出来的那种以季度甚至月度为单位的产品迭代能力，迁移到商用赛道本身就构成一种竞争优势。第二个原因是品控。在田峰看来，商用投影对产品可靠性的要求更高，设备在商用场景下常常需要在户外长时间运行，并需要抵抗高低温和震动，而家用产品不需要考虑这些，极米科技做车载业务两年建立起的质量管控体系，可以直接迁移到商用。田峰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了一个细节，可以反映极米科技在商用投影产品上的投入程度：商用投影因为激光器功率远高于家用，不能继续用家用那套风扇散热，必须“上水冷”；极米科技在水冷方案的设计路线上同时开了三条，一条去找做传统水冷的供应商，一条去找头部AI服务器的水冷供应商；第三条则是去找曾经给日系商用投影做过方案的团队。三条线同时开模、同时做验证。对此，田峰的原话是：“哪怕推迟产品上市时间，也要把测试做完。”事实上，极米科技商用投影的首款产品S70已于2025年9月开始交付，覆盖7000至9000流明，面向中大型会议室、教育阶梯教室、中小型文旅沉浸式场景。田峰告诉记者，S70截至目前出货已经达到上千台。2026年4月15日极米科技官宣全系三色激光战略，计划把商用产品阵列从5000流明至60000流明全部覆盖，从中型会议教学场景，到大型文旅工程和演艺场景，整个商用投影的主流亮度区间，“极米科技都要进”。车载光学则是过去两年极米科技投入体量最大的一块新业务。根据记者从极米科技处了解到的消息，截至今年4月15日，极米科技已拿下11个车载投影定点，产品已在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的旗舰车型上完成量产交付。钟波在财报电话会上对车载业务的发展阶段也给出了明确判断：车载业务已经从投入期转向收获期。但具体到财报上，车载业务眼下还没给极米科技贡献太大利润。极米科技把车载产品归类在年报“创新产品”项下。2025年这一类别实现营收2.55亿元，同比增长107.86%；但毛利率只有4.45%，同比下降26.91个百分点。极米科技在年报里对此的解释是：公司车载业务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车载整机及配件毛利率较低。这也是绝大多数公司进入汽车供应链初期都会经历的阶段：先把定点和客户关系拿下，利润留待未来。钟波在财报电话会上也强调了极米科技2026年在车载业务上要做的动作：产品做共用化和标准化设计，把研发和制造的规模效应做出来；新定点不再一味追求数量，要用更严格的商业评估机制筛选；已经量产的项目里，继续抠供应链成本。相比在车载业务和商用业务投入力度上的明确姿态，极米科技在AI眼镜这条业务线上的定位要克制得多。2026年1月，极米科技通过旗下公司新设立的子品牌MemoMind，发布了两款AI眼镜：主打款Memo One和极简款Memo Air Display。其中，Memo One采用双眼MicroLED（微发光二极管）加光波导方案，机身无摄像头，预计售价599美元，2026年第二季度发售。极米科技在2025年年度报告里把AI可穿戴业务定性为“初步尝试”。钟波早在2025年4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要“再造一个极米科技”。现在，这个路径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从2025年房企业绩会释放的信息来看，大力发展商业、办公、酒店、文旅、物业、代建、公寓等运营类业务，已成为多数房企在2026年的重要选择。作者：田国宝封图：本报资料室王珺是一家TOP10房企的区域负责人。3月底，她被召集到总部开会，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进一步降低开发业务的拿地力度，将运营类业务提升至与开发业务同等重要的位置，并由总部给予多方面资源支持。王珺所在公司策略调整的背后，是其2025年净利润较2024年下降了一半；同时，从在售项目的去化速度和销售价格来看，市场情况仍未明显好转。这意味着，未来这些项目在结转时，依然难以为集团贡献理想利润率，甚至可能出现亏损。在此背景下，逐步降低房地产开发业务比重、培育第二和第三增长曲线，成为王珺所在公司的当务之急。“对于是否转型，公司此前仍有犹豫，但这一次态度非常坚定。”王珺表示，公司在战略上已经抛弃了一切幻想。不仅是王珺所在的企业，从2025年房企业绩会释放的信息来看，大力发展商业、办公、酒店、文旅、物业、代建、公寓等运营类业务，已成为多数房企在2026年的重要选择。这不仅关系到利润修复，更关乎企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对冲截至4月16日，已发布2025年业绩的房企中，华润置地和中国海外发展是仅有的两家净利润超过百亿元的企业。其中，华润置地全年实现营收2814亿元，净利润达254亿元，成为2025年最赚钱的房企。在TOP10房企中，除第一名保利发展尚未披露业绩外，排名第三的华润置地，其净利润是第二名中国海外发展的2倍，是第四名招商蛇口的24倍，是第五名绿城中国的358倍。华润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利润之王”，与其购物中心等运营业务的强劲盈利能力密切相关。根据2025年年报，其经营性不动产业务贡献净利润116.5亿元，占比首次超过50%。华润置地将业务划分为三条增长曲线。第一条为传统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第二条为经营性不动产，被视为利润引擎和稳定现金流的基石；第三条为轻资产管理业务，定位为未来增长极和空间价值创造者。同样在商业运营领域具备较强竞争力的龙湖集团，2025年实现营收973亿元，其中运营及服务业务收入占比为27.5%；全年实现净利润10.2亿元，而运营及服务业务净利润高达79.2亿元，成为对冲房地产下行风险的重要支撑。不同于华润置地，龙湖集团将业务划分为开发、商业投资、资产管理和服务等多个“航道”，其中运营及服务等非开发业务毛利率保持在50%左右，净利率达到30%，成为压舱石。新城控股2025年实现营收530亿元，净利润6.8亿元，同比降幅均在四成左右。商业运营收入140.9亿元，占比24.6%，对应毛利占比达63%，较2024年提升15个百分点。中国海外发展、招商蛇口、中国金茂、越秀地产等房企虽已布局运营业务，但由于起步较晚、发展程度不一，与华润置地、龙湖集团相比仍存在差距，短期内尚难有效对冲开发业务下行风险。根据披露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海外发展运营商业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58万平方米，拥有69个甲级写字楼及OFFICEZIP项目，商业运营收入占比为4.3%，成为房地产主业的重要补充。招商蛇口则将资产运营和物业服务视为转型主战场，不仅新设资产管理部，还搭建产业园、租赁住房和商业三大公募REITs平台，并计划于2026年发行商业不动产REITs。2025年，其资产运营服务收入达76.3亿元。此外，中国金茂的酒店与写字楼业务、越秀地产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建发国际的城市更新与消费业务，也被视为继开发业务之后重点培育的第二增长曲线。总体来看，2025年房企业绩已呈现明显分化：运营业务优势突出的房企，能够有效对冲开发业务下行压力；而缺乏相关能力或仍处培育阶段的企业，则在利润下滑中更为被动。王珺表示，早在2023年下半年，多数房企已开始应对开发业务下行，但当时仍对市场抱有期待，调整更多集中在开发端，对新业务投入有限。直到2025年下半年，行业普遍开始反思发展路径，加大对非开发业务的资源倾斜，并在业务线与组织架构上进行系统性调整。调整在2025年业绩会上，华润置地管理层提出，将战略定位升级为“创建世界一流的城市投资开发运营商”，以“投资—开发—运营”三位一体为核心，通过片区统筹实现空间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循环。在该战略框架下，华润置地明确三条业务曲线，并首次将第二、第三增长曲线提升至与开发业务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重点推进“购物中心加密布局”和“轻资产输出”。在组织架构方面，华润置地推行总部职能扁平化与业务航道实体化，撤销大区、强化一线组织，实施“小平台+强管控”模式，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第二和第三增长曲线的重要承载平台。一位接近华润置地的人士表示，此次调整旨在实现经营性业务的独立核算与激励机制优化，加快从重资产开发向“轻重并举”转型，但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磨合成本。龙湖集团则在原有“四驾马车”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航道实体化改革，将资产管理业务从单一长租公寓升级为六大业务组合，同时对商业项目实施“一店一策”的精细化改造，涉及升级项目超过40个。龙湖管理层表示，公司早已放弃规模扩张导向，将债务兑付优先级置于新增投资之上，资源重点投向存量优化，包括住宅项目与购物中心的双重升级。招商蛇口此前已将非开发业务拆分为独立事业部，2025年进一步设立资产管理部，并取消中间层级，由总部直接管理项目，对开发与非开发业务实行分类管控，以提升决策效率与运营能力。中国海外发展则在坚持开发主业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覆盖商业、供应链、代建、规划设计及数字科技的全产业链体系，试图以产品力为核心维持其在开发领域的竞争优势。一位大型房企管理层人士指出，过去房企普遍以开发为主，非开发业务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加之开发业务毛利较高，导致企业对运营业务重视不足，甚至在战略上被忽视。“开发与运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该人士表示，如果用开发思维做运营，只会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精细化管理，甚至将商业、文旅项目作为拿地谈判工具，而非独立盈利业务。随着开发业务见顶，一些先行企业开始深耕运营能力。华润置地与龙湖集团的商业地产、招商蛇口与金地集团的产业园区，逐步成为其后开发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不过，该人士也坦言，即便是头部企业，运营业务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当前利润贡献较高更多源于开发业务毛利下滑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真正完成转型，仍需运营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0%。优化根据业绩会披露，2025年华润置地新开6座购物中心，并计划到2030年将运营规模提升至127座。目前，其旗下已有54座购物中心零售额位列当地第一，22座进入前三，整体租售比维持在11.5%。华润置地管理层认为，购物中心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品牌能力，截至2025年底合作品牌超过9200家，其中国际品牌628家；二是会员运营，全年客流达20.4亿人次，会员规模7500万，贡献消费超过千亿元。龙湖集团2025年新增13座商场，其中5座为轻资产项目。截至年末，累计运营商场99座，开业面积达1050万平方米。管理层表示，存量改造已成为必选项，通过品质与品牌升级带动持续增长。在资产管理领域，龙湖将单一长租公寓业务拓展至涵盖活力街区、服务公寓、办公、医疗及养老等多元业态，以增强抗周期能力。截至2025年底，新城控股已在141个城市布局207座购物中心，其中178座已开业，轻资产项目30个；2026年计划新开5座。该公司表示，将通过差异化定位、品牌组合优化与会员体系联动，在行业调整期巩固竞争力。在运营业务持续强化的同时，开发业务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多数房企逐步陷入“囚徒困境”。王珺负责的一个项目曾被视为区域稀缺资源，拿地溢价率超过10%，按预期测算具备较高利润空间。然而，随着周边供应快速增加，项目竞争环境明显恶化。一期开盘一年多去化率仅约40%，二期开盘后近一年去化率降至个位数，整体表现低于预期。王珺认为，这一案例反映出传统投资逻辑正在失效。过去房企不断收缩投资范围，从核心区域到核心城市再到核心板块，但基于历史经验形成的“机械化模型”，正被市场现实逐步修正。在此背景下，房企投资策略呈现出三方面调整。其一，收缩半径、聚焦核心。越秀地产等企业将资源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广州和西安等核心城市，减少非核心区域布局。其二，强化差异化能力。中国海外发展与华润置地依托综合开发与运营能力推进多业态协同；招商蛇口强调以销定产与“六好体系”；中国金茂则偏向快周转的小体量项目。其三，强调底线约束。多家房企明确投资纪律，包括控制项目规模、避免价格结构失衡等。一位房企营销负责人表示，公司已设定刚性标准，超过500套房源不做、价格分化过大的项目不碰，即便牺牲利润，也必须确保交付品质。近年，个别房企通过“降配”控制成本，引发交付质量下降与口碑反噬，进一步拖累销售表现，甚至导致项目滞销。这一现象也倒逼企业重新审视开发与运营之间的平衡关系。（应受访者要求，王珺为化名）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如今，法治和法制之别已成常识，但几十年前远非如此。郭道晖是最早倡导“法治”的法学家之一。他提出“刀制”和“水治”之别：前者指以法为“刀把子”，后者则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意，强调保障人的权利。作者：刘晓诺封图：本报资料室2026年4月15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兰厅门前竖立起一副挽联：咏而归，送郭道晖远行。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和夫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国法学》杂志社等敬献花圈。还有人从云南楚雄专程赶来北京，献上一支白菊花。4月11日，中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逝世，享年98岁。他是当代中国法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原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原总编辑。他也是中国法治的重要推动者，首次提出“刀制”和“水治”之喻。他出版了20多本书、200多篇文章，著述超过400万字，广涉法治、人权、宪治等重要领域。法学界有“法治三老”的说法，郭道晖（1928.8—2026.4，98岁）是最年长、最长寿的一位；另外两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法学家江平（1930.12—2023.12，94岁），人权法学家李步云（1933.8—2026.1，92岁）。归去来兮，满城春絮。随着郭道晖离世，“法治三老”的时代也已成过往。郭道晖出生在湖南湘阴名门世家，是郭嵩焘的后人；他中学时经历过逃难，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与朱镕基是同窗兼好友；他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他曾被划为右派、下放过干校，“文革”结束后，51岁的他转行从事法治工作。郭道晖自言，他立论行文的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竭力为人民的权力和权利鼓与呼。”有人称他为“时代的良知”，称他是“法界巴金”，但他更欣赏鲁迅的力之美。他的文章论著也如投枪匕首，影响了一代法学人。图源网络首创“刀制”和“水治”郭道晖被视为法学界思想解放的代表，影响了一代法学人。如今，法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几十年前远非如此。郭道晖经常提起的一件事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位老一辈法学家说了一句“不应该把法制只是当‘刀把子’”，就被指斥为否定专政，在“清理精神污染”的斗争中，被批评为“资产阶级自由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郭道晖认为，当时是一边加强法制，一边忌谈法治。郭道晖自1979年起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组组长，后任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1988年，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1988年12月离休 ，后被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是最早主张“法治”而非“法制”的学者之一。郭道晖认为，“16字方针”属于“形式法治”，强调了立法与执法，但不涉及法的性质与内容，一个专制国家也可以有完备的法制，可以搞“人治底下的法制”。要进入“实质法治”，就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他“逮着机会就讲（法治），不仅自己讲，还组织同仁在《中国法学》上一起讲”。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法学界也摆脱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思想再次解放，提出了“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等新观点，得到了政法界普遍认同。此时，郭道晖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不仅要以法制规范市场秩序，更要制约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的非法或不当干预，这是“法治”的任务。这也再次引发了“法制”（legal system）和“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之争。在中国法学会的一次会议上，郭道晖将这两个同音词的论争比喻为“刀制”与“水治”之争。“刀制”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把法当“刀把子”；“水治”以水喻人民，取“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意。前者把法当作统治工具或阶级斗争工具，后者则认为人民的权力与权利至上。郭道晖的解读获得学界普遍认同，不久就成为了约定俗成的说法。著名宪法学者林来梵也来到了郭道晖的追悼会现场。他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林来梵这样解读郭道晖有关“刀水之别”的观点：“‘刀制法’偏向于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凡是法律都必须严格执行，但最终不免认同‘恶法也是法’。‘水治法’则有内在价值立场，认为法律的存在与发展要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作为最高宗旨。只有这样，法律如果对人民不利，才会有自我纠正、自我修复的能力。”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一字之更，郭道晖等法学家们努力了20年。白发青年，法界鲁迅郭道晖的法学思考不止于此。他认为，依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治官重在制权防腐。他发起对法的本质的讨论，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有阶级性；他撰文区分了“法”与“法律”；他提出社会主义法的精神应是人权，尤其是社会主义自由。20世纪90年代初，郭道晖任顶刊《中国法学》总编辑时，在这片阵地上发生了数场著名的学术争鸣。当时，”权利本位”论受到极大冲击，宪法家张文显撰文集中反驳了对”权利本位”的批评，郭道晖在《中国法学》的“法学争鸣”栏目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学界大呼“《中国法学》救活了一个学术观点”，此后权利本位也成为学界共识。随后，《中国法学》转向了人权议题的讨论，郭道晖与李步云被视为人权理论的旗手。郭道晖还提出了社会权力的概念。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受《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影响，畅想全球公民的自由联合体，一个大同法治世界……他曾经出版《法的时代精神》（1997年）、《法的时代呼唤》（1998年）、《法的时代挑战》（2003年）三部曲，针对现实问题进行时代的反思。一贯轻易不为人作序的朱镕基，曾破例允许郭道晖使用其短文《为学与为人》作为《法的时代精神》代序，还评价他“为人正直，为学谨严”。郭道晖自言其治学态度有五条：求真，有气，有勇，有恒，有节。耄耋之年的郭道晖，写文章比年轻人更有激情，有“白发青年，皓首赤子”之誉。有些不认识他的人读了文章后，还以为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年轻研究生写的。有人称郭道晖为“时代的良知”，称他是“法界巴金”。郭道晖虽敬仰这位作家，但不同意这种说法。影响他最深的是作家鲁迅，他“从小爱读，老来尤甚”，在文革中读过鲁迅的全集。郭道晖认为，鲁迅是真正大写的“人”，鲁迅所崇尚的美是“反抗挑战”的美，是“力之美”。在他的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莫过于鲁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鲁迅也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文风。“郭老有许多论战性文章，就像投枪和匕首一样，力透纸背，比我们年轻一辈更有激情。没当面见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很严肃的人，就像‘怒目金刚’……”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蒋海松回忆道，“见面之后发现是如沐春风。”郭道晖曾兼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岳麓法学评论》主编，蒋海松后来也担任过这一职务。2020年，蒋海松主持了“法治三老话人生”的重聚论坛，当时三位老人均年届90岁。郭道晖满头白发，听力已不太好，但讲话仍然中气十足。会后合影时，作为徒孙辈的蒋海松垂手站在一旁，郭道晖热情招呼他一同在沙发上坐下合影。蒋海松感到很温暖，“很多年轻后辈都有和郭老的这种回忆”。20世纪90年代林来梵在留学日本时得知，日本学者铃木敬夫提出，郭道晖是“现代中国法哲学的引领者”之一，也是“中国人权理论旗手”。“郭老文章写得很好，思想深邃犀利”，让他印象深刻。郭道晖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严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之攀”——仅一个“攀”字，就深深吸引了林来梵。林来梵回忆，郭道晖是一位非常谦逊温和的师者。大约十年前，林来梵曾与郭道晖在西安开会，散会后一起在法门寺和乾陵游玩，并且一起回北京。他们一路讨论关于法律、自由、权利等问题。林来梵提出的观点，郭道晖认真倾听，赞赏有加。郭道晖在法学界颇为活跃，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但本身没有嫡传弟子，这点与江平和李步云不同。林来梵有些惋惜地说，因为这样，郭老的许多著作还没有被完整地整理出来，他的思想仍是一座富矿。在知天命之年转向法学“正直热情毕生追求理想 质朴谦和坦荡面对人生”。20个字的挽联，概括了郭道晖其人。1928年，郭道晖出生在湖南湘阴郭氏世家，郭家的祖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由晚清名臣郭嵩焘拟定。郭嵩焘是郭道晖曾祖父的大哥，他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也是最早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先驱，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坚持真理的品格都对郭道晖影响深远。郭道晖的父亲是一名化学老师，他给学生毕业纪念册题字时总是写“工业救国”四个大字，他告诉郭道晖，“只有这四个字才是中国的希望！”自幼长于文思的郭道晖受此影响，在逃难中度过中学时代后，郭道晖在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他选择了电机工程系。年轻的郭道晖积极投身反美蒋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7年，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一年后成为了共产党员。朱镕基是郭道晖的同窗兼挚友，1949年，郭道晖介绍朱镕基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郭道晖留在清华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在那几十年间，兄弟姐妹纷纷离散，家破人亡。多年以后，郭道晖仍常在睡梦中重回挨批斗的年代，以为自己“被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乃至普通人民的资格”。他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念、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钻研哲学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让他能心境坦然，乐观处世。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建立，郭道晖被调去工作。年过半百才开始从事法学研究，自言是“老年出家”，“法学上的权利权力，同电机学上的电压电流，相去十万八千里”。但郭道晖对中国当时缺民主、无法治有着切身感受，也想实地体察中国权力的运转情况。他发誓，要在未来的岁月中，追回被耽误的20年青春，竭尽余力，做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他在2020年的论坛上自言，“（我）也还干了一点事，说明年龄还不是个大问题”。“真理所在，同声相应”2007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策划了三场讲座，先后邀请了江平、李步云和郭道晖。郭道晖演讲后，讲座主持人、著名宪法学者张千帆做总结，大意是说已经有三位70多岁的老人来演讲，他们也有些共同点，便称他们为“法治三老”。李步云在2020年的论坛上，曾用“敢说真话”来形容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在思想解放阵线突破理论禁区，是他们共同的学术贡献；而相仿的年纪、际遇和秉性，也让他们惺惺相惜。2020年的重聚论坛，图源“教授加”公众号江平写过一首《临江仙·悲歌》：“……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浮沉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郭道晖也写过一首《五七吟》：“任你翻云唤风雨，笑他颠倒写春秋。我自升沉安足论，不尽长江滚滚流！”多年以后，他发现这首诗竟与江平的词遥相呼应。李步云与郭道晖是学术知交。1979年，李步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讲罪犯有哪些权利，引发舆论风波。当时郭道晖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亲眼看到了很多来自政法机关、特别是监狱管理官员的告状信和抗议书，质问“罪犯还有权利，立场到哪里去了？！”“罪犯要造反了，不好管了！”在这次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后，郭道晖和李步云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李步云与郭道晖都是湖南人，都关注人权、宪法等议题。2000年起，李步云受聘担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也邀请郭道晖来担任兼职教授。李步云知道郭道晖无嫡传弟子，决定2008年在湖南大学为他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在李步云70岁那年，郭道晖写下了《步云七十礼赞》相赠：“吾辈老矣，犹以‘志在千里’互勉；或效后生，戏以‘铁杆哥们’相称。——‘铁’在刚正不阿，秉持正义，一以贯之；‘们’因志同道合，真理所在，同声相应。……但求多所奉献，名利过眼烟云。麓山嘱君自求多寿，湘水应笑我兀自多情！美哉，夕阳红！壮哉，‘哥们’！”2026年1月，李步云病逝，郭道晖在他的追悼会上敬送了花圈。三个月之后，郭道晖在一个春日的清晨病逝。法治三老先后远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过往公开访谈报道、郭道晖著作，以及《时代的良知 郭道晖教授法学思想研讨文集》。）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社交媒体上的城市，得像个自然人，是隔壁的爷叔，是邻街的细妹，有平常人的野心和无奈，流露人的失落和悲喜，才会让它的“朋友们”放松，在油嘴滑舌的互动中获得情绪价值。作者：宋馥李封图：图虫创意市长会不会接梗，大概率决定了一座城市会不会破圈。2026年，多个省份的城市足球联赛正在陆续揭幕，“苏超”也在常州热烈绽放。一片沸腾声中，常州市市长周伟在一场沙龙中，也接过了关于常州的梗：去年谁也踢不过，今年谁也踢不过，给外国友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这当然不是周市长的原创，但周市长接梗自嘲，倒是开了一个好头。2025赛季，常州因持续垫底，屡被调侃没有多少笔画可输，却在群嘲中收获了一大波流量。事后来看，这本账其实算得甚是精明：能自嘲，输得起，赢流量，立人设。在“苏超”爆火的示范之下，今年各省市的城市足球联赛将相继开赛，城市营销也因此成为规定动作。如何让城市能破圈，被看见，已经成为主政者们绞尽脑汁的考题。城市营销大战十分激烈。这时候，市长们下场接梗、玩梗，无疑是先声夺人的。书记市长玩得开，城市能在社交媒体上祭出“活人感”，更能收割到一波流量红利。在这样的氛围中，那些率先想明白、豁得出去的市长们，值得点个赞。在城市营销的时代，传播力就是吸引力，吸引力就是竞争力。这两年，网红城市迭代出新，城市营销也从专业词汇，渐渐成为大众认知，但从大众认知到城市治理能力的升级，还是参差不齐的。这在2025年苏超赛季就可见端倪，各个城市的营销大战，在战法和理念上颇有差别，体现了它们对城市营销的认知差异。当前，社交媒体的传播格局显著“去中心化”和“在地化”，传播声量从由一线城市、高等级城市主导，转向大中小城市自设议程、全民共创、全域联动、流量变现。由此，众多中小城市和县城反而成为黑马，它们对自身短板认知坦然，反倒在传播上真实可感，使得城市形象“不悬浮、不模板、有态度”。这样的传播生态告诉我们，城市的营销越拘谨、越管控、越追求完美精致，就越没有传播力，而当他们放弃了完美人设，允许小缺点、暴露小市井，往往就收获了流量。说得直白一些，社交媒体上的城市，得像个自然人，是隔壁的爷叔，是邻街的细妹，有平常人的野心和无奈，流露人的失落和悲喜，才会让它的“朋友们”放松，在油嘴滑舌的互动中获得情绪价值。而这份超然，需要一座城市重构其媒体矩阵、统筹城市IP、多部门协同，同时放开民间创作，鼓励本土网红、博主的多元表达。对于城市政府来说，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变革。它不仅是体育、宣传、文旅等部门的任务，更是对一个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考验，需要党政部门打破界限、协同共创，并动员全体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如果市长们能下场接梗，城市营销往往也就放得开、玩得起。官方账号也能放下架子，常态化地“对话”和“自嘲”，完成城市的“人格化转型”。总体上，城市营销呈现出“市长多大胆，流量多大产”的规律。创意表达大胆，传播就能量产；政策措施大胆，消费就会量产；协同治理大胆，效能就会量产。不敢打破刻板，就无法塑造个性；不敢协同改革，也就无法承接流量。一座缩手缩脚的城市想破圈出圈，是没什么机会的——除非一场难以预料的丑闻。城市营销大战，本质是思想解放的竞争。从创意表达开始，就是要敢做人设，敢露短板，敢接梗、玩梗甚至造梗。“大胆”不是乱作为，是治理的松绑与包容，包容多元表达，包容来自民间的野性和创造力。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杜萌 在进行了四个月的征求意见后， 4月17日，中国基金业协会修订并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界面新闻记者对比发现，和去年12月末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指引》的具体细则几乎没有变化。 从内容来看，《指引》共分为七章三十一条。相比2022年的旧版，《指引》对基金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进行了全面细化，并新增了基金经理薪酬阶梯奖惩、绩效薪酬递延支付、强制自购基金、薪酬问责与追索、薪酬结构与分配、股东分红约束等内容，将基金公司、高管、基金经理的绩效彻底和基民的长期收益、业绩基准牢牢绑定。 表：基金公司绩效考核指引旧版和新版的对比    界面新闻整理 具体来看，此前旧版的绩效考核体系只提到了“以长期业绩、合规、风控为主”，但未明确和基民盈亏强绑定。《指引》要求，基金公司应当建立薪酬总额决定机制，加强薪酬总额预算管理，公司可以根据财务情况和分期考核等情况，合理确定部分绩效薪酬随基本薪酬一并支付。 《指引》强调，要全面建立以基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在基金投资收益指标中，三年以上中长期指标权重不低于80%。 对高管整体进行考核时，投资收益指标权重不低于50%； 对主动权益基金经理进行考核时，主动权益类基金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对比指标权重应当不低于30%，基金产品业绩指标权重应当不低于80%； 对负责销售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销售业务人员考核时，投资者盈亏情况指标权重应当不低于50%。 此外，对任职不满三年的人员，可以根据其任职以来情况进行考核，并可以适当降低相关考核指标权重。 旧版《指引》并未明确薪酬阶梯化的具体细则，《指引》则明确，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根据基金经理过去三年管理主动权益类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对比、基金利润率的不同情形建立阶梯化的绩效薪酬调整机制。 当过去三年基金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十个百分点且基金利润率为负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应当较上一年明显下降，降幅不得少于30%；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十个百分点但基金利润率为正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应当下降；显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且基金利润率为正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可以合理适度提高。 在绩效薪酬递延支付方面，《指引》要求基金公司的绩效薪酬递延支付期限不少于三年，递延支付速度不得快于等分比例。其中，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等递延支付比例原则上不少于40%。 在产品自购方面，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将不少于当年全部绩效薪酬的30%购买本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其中购买权益类基金不得低于60%。基金经理应当将不少于当年全部绩效薪酬的40%购买本人管理的公募基金，其管理的基金处于封闭期等原因无法购买的，应当购买本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 以往基金公司绩效考核要求多聚焦于高管、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而股东作为基金公司的最终受益人，其分红行为缺乏直接约束，与基金业绩、投资者利益绑定不紧密。本次《指引》还新增了对股东分红利益的绑定要求。《指引》首次明确，对于过去三年基金产品业绩不佳、投资者亏损较大的，应当适当降低股东分红频率与分红比例。 “相比规定中要求的比例，目前市面上多数高管和基金经理的自购比例都是达不到的。《指引》发布之后，预计将会迎来一波高管和基金经理的自购潮。 ”某公募合规部门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此外，此次《指引》首次要求核心销售人员考核投资者盈亏指标，并提出50%的考核权重要求，将有效遏制“重首发、轻持营”、诱导投资者“赎旧买新”等行为，引导销售人员从简单“卖产品”到更加重视投资者盈利体验。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杜萌 在进行了四个月的征求意见后， 4月17日，中国基金业协会修订并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界面新闻记者对比发现，和去年12月末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指引》的具体细则几乎没有变化。 从内容来看，《指引》共分为七章三十一条。相比2022年的旧版，《指引》对基金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进行了全面细化，并新增了基金经理薪酬阶梯奖惩、绩效薪酬递延支付、强制自购基金、薪酬问责与追索、薪酬结构与分配、股东分红约束等内容，将基金公司、高管、基金经理的绩效彻底和基民的长期收益、业绩基准牢牢绑定。 表：基金公司绩效考核指引旧版和新版的对比    界面新闻整理 具体来看，此前旧版的绩效考核体系只提到了“以长期业绩、合规、风控为主”，但未明确和基民盈亏强绑定。《指引》要求，基金公司应当建立薪酬总额决定机制，加强薪酬总额预算管理，公司可以根据财务情况和分期考核等情况，合理确定部分绩效薪酬随基本薪酬一并支付。 《指引》强调，要全面建立以基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在基金投资收益指标中，三年以上中长期指标权重不低于80%。 对高管整体进行考核时，投资收益指标权重不低于50%； 对主动权益基金经理进行考核时，主动权益类基金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对比指标权重应当不低于30%，基金产品业绩指标权重应当不低于80%； 对负责销售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销售业务人员考核时，投资者盈亏情况指标权重应当不低于50%。 此外，对任职不满三年的人员，可以根据其任职以来情况进行考核，并可以适当降低相关考核指标权重。 旧版《指引》并未明确薪酬阶梯化的具体细则，《指引》则明确，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根据基金经理过去三年管理主动权益类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对比、基金利润率的不同情形建立阶梯化的绩效薪酬调整机制。 当过去三年基金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十个百分点且基金利润率为负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应当较上一年明显下降，降幅不得少于30%；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十个百分点但基金利润率为正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应当下降；显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且基金利润率为正的，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可以合理适度提高。 在绩效薪酬递延支付方面，《指引》要求基金公司的绩效薪酬递延支付期限不少于三年，递延支付速度不得快于等分比例。其中，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等递延支付比例原则上不少于40%。 在产品自购方面，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将不少于当年全部绩效薪酬的30%购买本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其中购买权益类基金不得低于60%。基金经理应当将不少于当年全部绩效薪酬的40%购买本人管理的公募基金，其管理的基金处于封闭期等原因无法购买的，应当购买本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 以往基金公司绩效考核要求多聚焦于高管、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而股东作为基金公司的最终受益人，其分红行为缺乏直接约束，与基金业绩、投资者利益绑定不紧密。本次《指引》还新增了对股东分红利益的绑定要求。《指引》首次明确，对于过去三年基金产品业绩不佳、投资者亏损较大的，应当适当降低股东分红频率与分红比例。 “相比规定中要求的比例，目前市面上多数高管和基金经理的自购比例都是达不到的。《指引》发布之后，预计将会迎来一波高管和基金经理的自购潮。 ”某公募合规部门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此外，此次《指引》首次要求核心销售人员考核投资者盈亏指标，并提出50%的考核权重要求，将有效遏制“重首发、轻持营”、诱导投资者“赎旧买新”等行为，引导销售人员从简单“卖产品”到更加重视投资者盈利体验。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陈靖 4月17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意见，旨在填补证券期货行政处罚领域违法所得认定的规则空白。 据悉，社会各界可在一个月内提出反馈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5月17日，证监会将结合各方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发布实施。 作为证券期货行政处罚的核心环节，违法所得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违法行为的立案查处、量罚标准及涉刑移送，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有着重大影响。此次《办法》的起草，打破了长期以来监管执法中仅靠惯例、缺乏统一标准的局面，通过明确认定规则、细化计算方法，让执法过程更具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既约束监管自由裁量权，又兼顾执法实践中的特殊情形，实现规则“刚性”与“弹性”的有机统一。 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是创新性地将证券期货违法类型划分为交易类与非交易类两大范畴，针对不同类型违法行为制定差异化的违法所得认定标准。 交易类违法行为涵盖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常见情形，其违法所得原则上以“交易获利（避损）”为核心计算依据，同时扣除与交易直接相关的成本及税费； 非交易类违法行为包括证券公司违法承销证券、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机构及从业人员违规操作等，其违法所得原则上按“违法行为收入”予以认定，清晰界定了不同违法场景下的计算边界。 针对多次违法的认定难题，《办法》明确划定“盈亏不相抵”原则，规定两个以上独立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需分别计算，不得通过盈亏相抵减少违法成本。证监会对此解释，当事人实施多次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盈亏相抵不仅不符合大众认知规律，还可能被违法者利用——部分当事人可能在查处期间故意实施“亏损”操纵行为，以此抵消前期违法盈利，规避处罚。这一原则的明确，进一步压缩了违法者的规避空间，彰显了监管从严惩处的决心。 为解决执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难题，《办法》对常见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方法作出详细规范，尤其明确了被调查时尚未卖出证券（即“余券”）的计算规则。根据《办法》，“余券”数量的基准日确定为违法行为影响消除或违法行为结束后第五日，这一设定有效降低了基准日选择的随机性，增强了与违法行为的因果关联性。同时，《办法》将“余券”的价格基准日与数量基准日统一，内幕交易按内幕信息公开后打开涨跌停板日起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操纵市场则按操纵行为结束后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 证监会表示，这一价格计算方案既能最大程度体现违法行为与违法所得的因果关系，又具备客观公正、限缩裁量空间的优势，即便涉案证券出现连续涨跌停的极端情况，5个交易日均价也能有效避免与违法行为结束时的价格出现大幅偏离，确保计算结果的合理性。此外，《办法》还对违规转让证券等常见案件的计算方法作出明确，进一步完善了执法操作指引。 从制定背景来看，现行《行政处罚法》虽对违法所得作出定义，但未明确具体计算规则；《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虽提及“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责任，却未细化计算标准，导致执法过程中各方易产生分歧，影响执法效率与公正性。《办法》的出台既是对上位法的细化落实，也是对监管执法实践的总结完善。 据悉，《办法》征求意见稿共二十三条，核心内容涵盖五大方面：明确违法所得的定义的核心内涵，区分交易类与非交易类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确立独立违法行为盈亏不相抵原则，细化常见案件的计算方法，规范未卖出证券的违法所得计算规则。 证监会表示，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旨在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合理建议，进一步完善《办法》内容，确保规则既符合执法实践需求，又能有效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下一步，证监会将认真梳理各方反馈，持续优化完善《办法》，推动其尽快落地实施，为证券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执法保障。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陈靖 4月17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意见，旨在填补证券期货行政处罚领域违法所得认定的规则空白。 据悉，社会各界可在一个月内提出反馈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5月17日，证监会将结合各方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发布实施。 作为证券期货行政处罚的核心环节，违法所得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违法行为的立案查处、量罚标准及涉刑移送，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有着重大影响。此次《办法》的起草，打破了长期以来监管执法中仅靠惯例、缺乏统一标准的局面，通过明确认定规则、细化计算方法，让执法过程更具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既约束监管自由裁量权，又兼顾执法实践中的特殊情形，实现规则“刚性”与“弹性”的有机统一。 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是创新性地将证券期货违法类型划分为交易类与非交易类两大范畴，针对不同类型违法行为制定差异化的违法所得认定标准。 交易类违法行为涵盖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常见情形，其违法所得原则上以“交易获利（避损）”为核心计算依据，同时扣除与交易直接相关的成本及税费； 非交易类违法行为包括证券公司违法承销证券、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机构及从业人员违规操作等，其违法所得原则上按“违法行为收入”予以认定，清晰界定了不同违法场景下的计算边界。 针对多次违法的认定难题，《办法》明确划定“盈亏不相抵”原则，规定两个以上独立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需分别计算，不得通过盈亏相抵减少违法成本。证监会对此解释，当事人实施多次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盈亏相抵不仅不符合大众认知规律，还可能被违法者利用——部分当事人可能在查处期间故意实施“亏损”操纵行为，以此抵消前期违法盈利，规避处罚。这一原则的明确，进一步压缩了违法者的规避空间，彰显了监管从严惩处的决心。 为解决执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难题，《办法》对常见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方法作出详细规范，尤其明确了被调查时尚未卖出证券（即“余券”）的计算规则。根据《办法》，“余券”数量的基准日确定为违法行为影响消除或违法行为结束后第五日，这一设定有效降低了基准日选择的随机性，增强了与违法行为的因果关联性。同时，《办法》将“余券”的价格基准日与数量基准日统一，内幕交易按内幕信息公开后打开涨跌停板日起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操纵市场则按操纵行为结束后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 证监会表示，这一价格计算方案既能最大程度体现违法行为与违法所得的因果关系，又具备客观公正、限缩裁量空间的优势，即便涉案证券出现连续涨跌停的极端情况，5个交易日均价也能有效避免与违法行为结束时的价格出现大幅偏离，确保计算结果的合理性。此外，《办法》还对违规转让证券等常见案件的计算方法作出明确，进一步完善了执法操作指引。 从制定背景来看，现行《行政处罚法》虽对违法所得作出定义，但未明确具体计算规则；《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虽提及“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责任，却未细化计算标准，导致执法过程中各方易产生分歧，影响执法效率与公正性。《办法》的出台既是对上位法的细化落实，也是对监管执法实践的总结完善。 据悉，《办法》征求意见稿共二十三条，核心内容涵盖五大方面：明确违法所得的定义的核心内涵，区分交易类与非交易类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确立独立违法行为盈亏不相抵原则，细化常见案件的计算方法，规范未卖出证券的违法所得计算规则。 证监会表示，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旨在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合理建议，进一步完善《办法》内容，确保规则既符合执法实践需求，又能有效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下一步，证监会将认真梳理各方反馈，持续优化完善《办法》，推动其尽快落地实施，为证券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执法保障。

图片：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陈靖 4月17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正式修订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下称《指引》），在2022年版本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监管要求，强化长期激励约束，明确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覆盖离职及退休人员，同时新增长周期考核、规范递延支付等核心条款，全方位收紧券商薪酬管理红线。 此次《指引》修订并未改变2022年版本的总体框架，而是围绕“优化完善、强化约束、聚焦长期”三大思路，对原有条款进行细化升级，进一步增强规则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核心修订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直指行业薪酬管理痛点。 其一，新增长周期考核要求，压实长期激励约束。《指引》明确，证券公司需对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和核心业务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根据其岗位职责实行长周期考核，且纳入考核的人员，其绩效考核指标必须包含3年及以上的长期指标。 其二，规范薪酬递延支付，明确起付时间。针对绩效薪酬递延支付，《指引》进一步细化要求，明确对风险有直接或重要影响岗位的人员，必须纳入递延支付范围，递延支付年限需与相关业务的风险持续期限相匹配，支付速度不得快于等分比例，且递延支付起付年不得早于绩效薪酬归属年度（T年）往后的第2年（T+2年）。若国家及有关部门对递延支付另有规定，则按相关规定执行，进一步堵住了此前递延支付执行中的漏洞。 其三，扩大薪酬追索扣回范围，覆盖离职及退休人员。这是此次修订的一大亮点，《指引》明确，券商需建立健全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导致公司出现过度风险敞口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可采取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薪酬、要求退还相关年度绩效薪酬、停止中长期激励等措施追究内部经济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同样适用于离职及退休的责任人员，且相关人员必须配合执行，彻底打破了“离职免责”的误区。 此外，《指引》还明确了多项禁止性条款，要求券商不得通过包干、人员挂靠等方式开展业务，不得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不得将从业人员薪酬与所承做、承揽的项目收入直接挂钩。同时，券商需将薪酬管理纳入声誉风险管理体系，按照《证券行业执业声誉信息管理办法》要求，将相关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记入执业声誉信息库，强化声誉约束。 除了薪酬考核与支付的细化要求，此次《指引》还进一步强化了券商内部治理，明确了券商在薪酬管理中的主体责任，提出四大经营理念导向，推动薪酬制度与行业发展定位深度绑定。 《指引》要求，券商需树立正确经营理念，践行金融报国、金融为民的发展理念，建立健全薪酬管理体系，保障全面风险管理有效落实，实现稳健经营；要正确处理功能性与盈利性的关系，发挥薪酬制度的正向引导作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国家战略和居民财富管理的能力；需坚守合规底线，完善公司治理、明确各方责任、强化监督机制，确保激励约束机制与合规管理有效衔接；同时要突出行业文化引领，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融入薪酬管理，引导员工珍惜声誉、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廉洁从业、履行社会责任。 在内部职责划分上，《指引》明确了董事会、管理层及相关部门的权责：董事会负责审议薪酬管理基本制度、薪酬总额预算决算、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等核心事项；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薪酬管理制度及董事会相关决议；券商需指定专门部门落实薪酬管理日常工作，并为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提供支持，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闭环管理体系。 有业内人士对界面新闻分析称，此次《指引》的修订，是监管层落实新“国九条”薪酬管理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券商行业薪酬体系的一次系统性规范，将从根本上重塑行业薪酬生态，推动券商行业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型。 “从短期来看，新规中长周期考核、递延支付、追索扣回等条款的落地，将进一步压缩券商薪酬管理中的短期投机空间，尤其是对高管及核心骨干的约束，将倒逼券商强化合规风控，聚焦长期价值创造。对于已出现薪酬分化的行业而言，新规或将进一步拉大合规经营、稳健发展券商与违规券商的差距，推动行业资源向优质机构集中。”他进一步表示。 就在新规落地之际，券商2025年薪酬数据同步浮出水面，行业薪酬呈现“两极分化”的鲜明特征。界面新闻结合东财Choice数据梳理发现，随着券商业绩持续回暖，行业员工薪酬迎来久违的全面回升，结束了此前连续两至三年的下调态势——2021至2024年，受监管规范化要求及券商自身考核机制优化影响，部分券商人均薪酬最大调降幅度高达40%。 剔除国泰海通（601211.SH）、国联民生（601456.SH）等因整合导致数据偏差的机构后，数十家已披露2025年年报的上市券商及券商概念股中，过半数实现员工人均薪酬同比上升，增幅集中在5%至20%区间，清晰印证了行业景气度与员工薪酬水平的市场化联动效应。 头部券商薪酬回升更为稳健。稳居行业前三的中信证券（600030.SH），员工人均薪酬从2024年的77.98万元增至81.28万元，同比增长4.23%；华泰证券（601688.SH）人均薪酬从63.96万元提升至66.91万元，同比增长4.61%，均保持温和增长态势。国泰海通证券经合并数据测算后，2025年人均薪酬约70.98万元，同比微增0.02%；国联民生模拟合并数据显示，其2025年人均薪酬（含福利）达63.42万元，同比增长21.2%，不含福利则为51.37万元，增幅达24%。 与普通员工薪酬的“暖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券商高管薪酬总额持续收缩，呈现“员工涨、高管降”的分化格局。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披露2025年业绩的机构中，高管薪酬总额合计约3.72亿元，同比减少8.2%，其中22家机构高管薪酬总额同比下滑，10家降幅超20%。 “员工薪酬回升是行业景气度修复的滞后反映，既有助于稳定人才梯队、缓解核心人员流失压力，也为行业吸纳优秀人才预留了空间，而整体克制的回升幅度，也体现了行业薪酬管理的审慎理性。”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图片：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陈靖 4月17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正式修订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下称《指引》），在2022年版本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监管要求，强化长期激励约束，明确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覆盖离职及退休人员，同时新增长周期考核、规范递延支付等核心条款，全方位收紧券商薪酬管理红线。 此次《指引》修订并未改变2022年版本的总体框架，而是围绕“优化完善、强化约束、聚焦长期”三大思路，对原有条款进行细化升级，进一步增强规则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核心修订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直指行业薪酬管理痛点。 其一，新增长周期考核要求，压实长期激励约束。《指引》明确，证券公司需对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和核心业务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根据其岗位职责实行长周期考核，且纳入考核的人员，其绩效考核指标必须包含3年及以上的长期指标。 其二，规范薪酬递延支付，明确起付时间。针对绩效薪酬递延支付，《指引》进一步细化要求，明确对风险有直接或重要影响岗位的人员，必须纳入递延支付范围，递延支付年限需与相关业务的风险持续期限相匹配，支付速度不得快于等分比例，且递延支付起付年不得早于绩效薪酬归属年度（T年）往后的第2年（T+2年）。若国家及有关部门对递延支付另有规定，则按相关规定执行，进一步堵住了此前递延支付执行中的漏洞。 其三，扩大薪酬追索扣回范围，覆盖离职及退休人员。这是此次修订的一大亮点，《指引》明确，券商需建立健全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导致公司出现过度风险敞口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可采取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薪酬、要求退还相关年度绩效薪酬、停止中长期激励等措施追究内部经济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同样适用于离职及退休的责任人员，且相关人员必须配合执行，彻底打破了“离职免责”的误区。 此外，《指引》还明确了多项禁止性条款，要求券商不得通过包干、人员挂靠等方式开展业务，不得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不得将从业人员薪酬与所承做、承揽的项目收入直接挂钩。同时，券商需将薪酬管理纳入声誉风险管理体系，按照《证券行业执业声誉信息管理办法》要求，将相关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记入执业声誉信息库，强化声誉约束。 除了薪酬考核与支付的细化要求，此次《指引》还进一步强化了券商内部治理，明确了券商在薪酬管理中的主体责任，提出四大经营理念导向，推动薪酬制度与行业发展定位深度绑定。 《指引》要求，券商需树立正确经营理念，践行金融报国、金融为民的发展理念，建立健全薪酬管理体系，保障全面风险管理有效落实，实现稳健经营；要正确处理功能性与盈利性的关系，发挥薪酬制度的正向引导作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国家战略和居民财富管理的能力；需坚守合规底线，完善公司治理、明确各方责任、强化监督机制，确保激励约束机制与合规管理有效衔接；同时要突出行业文化引领，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融入薪酬管理，引导员工珍惜声誉、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廉洁从业、履行社会责任。 在内部职责划分上，《指引》明确了董事会、管理层及相关部门的权责：董事会负责审议薪酬管理基本制度、薪酬总额预算决算、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等核心事项；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薪酬管理制度及董事会相关决议；券商需指定专门部门落实薪酬管理日常工作，并为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提供支持，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闭环管理体系。 有业内人士对界面新闻分析称，此次《指引》的修订，是监管层落实新“国九条”薪酬管理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券商行业薪酬体系的一次系统性规范，将从根本上重塑行业薪酬生态，推动券商行业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型。 “从短期来看，新规中长周期考核、递延支付、追索扣回等条款的落地，将进一步压缩券商薪酬管理中的短期投机空间，尤其是对高管及核心骨干的约束，将倒逼券商强化合规风控，聚焦长期价值创造。对于已出现薪酬分化的行业而言，新规或将进一步拉大合规经营、稳健发展券商与违规券商的差距，推动行业资源向优质机构集中。”他进一步表示。 就在新规落地之际，券商2025年薪酬数据同步浮出水面，行业薪酬呈现“两极分化”的鲜明特征。界面新闻结合东财Choice数据梳理发现，随着券商业绩持续回暖，行业员工薪酬迎来久违的全面回升，结束了此前连续两至三年的下调态势——2021至2024年，受监管规范化要求及券商自身考核机制优化影响，部分券商人均薪酬最大调降幅度高达40%。 剔除国泰海通（601211.SH）、国联民生（601456.SH）等因整合导致数据偏差的机构后，数十家已披露2025年年报的上市券商及券商概念股中，过半数实现员工人均薪酬同比上升，增幅集中在5%至20%区间，清晰印证了行业景气度与员工薪酬水平的市场化联动效应。 头部券商薪酬回升更为稳健。稳居行业前三的中信证券（600030.SH），员工人均薪酬从2024年的77.98万元增至81.28万元，同比增长4.23%；华泰证券（601688.SH）人均薪酬从63.96万元提升至66.91万元，同比增长4.61%，均保持温和增长态势。国泰海通证券经合并数据测算后，2025年人均薪酬约70.98万元，同比微增0.02%；国联民生模拟合并数据显示，其2025年人均薪酬（含福利）达63.42万元，同比增长21.2%，不含福利则为51.37万元，增幅达24%。 与普通员工薪酬的“暖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券商高管薪酬总额持续收缩，呈现“员工涨、高管降”的分化格局。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披露2025年业绩的机构中，高管薪酬总额合计约3.72亿元，同比减少8.2%，其中22家机构高管薪酬总额同比下滑，10家降幅超20%。 “员工薪酬回升是行业景气度修复的滞后反映，既有助于稳定人才梯队、缓解核心人员流失压力，也为行业吸纳优秀人才预留了空间，而整体克制的回升幅度，也体现了行业薪酬管理的审慎理性。”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宏观要闻 发改委：今年上半年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将陆续出台 国新办4月17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表示，当前各方面围绕细化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点领域任务，正在加紧编制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其中聚焦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编制新型工业化数字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丽中国等领域的规划；适应“十五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编制未来产业、扩大消费、人口发展、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围绕民生导向，编制就业优先、教育发展、国民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等专项规划，同时还将编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等重点群体的专项规划。预计今年上半年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将陆续出台。 发改委将制定2026年—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周五表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供需两侧均有明显改善，更好发挥了全球经济稳定器作用，好于国内外许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预期。他特别提到，接下来要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制定2026年—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税务部门首次集中曝光偷逃消费税案件 宏观要闻 发改委：今年上半年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将陆续出台 国新办4月17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表示，当前各方面围绕细化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点领域任务，正在加紧编制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其中聚焦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编制新型工业化数字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丽中国等领域的规划；适应“十五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编制未来产业、扩大消费、人口发展、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围绕民生导向，编制就业优先、教育发展、国民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等专项规划，同时还将编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等重点群体的专项规划。预计今年上半年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将陆续出台。 发改委将制定2026年—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周五表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供需两侧均有明显改善，更好发挥了全球经济稳定器作用，好于国内外许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预期。他特别提到，接下来要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制定2026年—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税务部门首次集中曝光偷逃消费税案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界面新闻记者 | 冯丽君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出海潮起，包括中国大模型厂商出海，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国内大模型企业近期海外业务增速呈现几何级增长，尤其是春节后的爆发式增长非常明显。”全球支付和金融平台Airwallex空中云汇中国区首席商务官黄晓明近日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透露。 热潮之下，中国企业出海的形态正在经历质变，出海企业的金融需求亦如此。 黄晓明认为，跨境支付企业的下一轮的竞争不在于谁多一个支付方式，而在于谁能率先把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升级为AI原生的金融操作系统。“这也是空中云汇未来几年会坚定投入的方向。” 从跨境支付机构看中企出海现状 界面新闻：从跨境支付机构的角度观察，目前中国出海商户的整体格局和主要市场选择有哪些特点？ 黄晓明：中国出海业务可以从实体物品和虚拟物品两个维度来分析，不同品类的目标市场有明显差异。 实体物品出海本质上是中国制造业向海外输出，涵盖消费品、电子产品及日用品等。这类业务与目标市场的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是首选目的地。欧美不仅消费能力强，物流体系也相对成熟。 相比之下，南美（如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市场由于消费基础、政策环境及文化特征等差异，还需要更多探索。 疫情加速了欧美消费结构的转型。原本以线下经济为主流的欧美市场，线上消费出现显著增长，亚马逊的体量增长就是典型例证。这一趋势在疫情后得以延续，线上经济持续增长。 虚拟产品和文化出海则以东南亚为核心辐射区，这主要受华人文化圈影响。游戏出海尤为明显，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华人聚居地区。文化娱乐输出同样以东南亚为主。欧美市场也会布局，但多选择从GDP较高国家开始。 疫情前，印度曾是中国出海的重要市场，无论是游戏等虚拟产品还是实体商品（如VIVO、华为、小米手机）都有很大体量。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印度市场波动较大，对很多游戏厂商影响较大。不过印度人口基数庞大，增长势头仍然非常明显。 在软件服务、SaaS及AI数据等领域，美国的消费能力尤为突出。 从整体来看，欧美仍是全球消费主力。东南亚和中东属于新兴市场，增长明显——东南亚胜在人口多，中东胜在消费能力强。 南美市场目前态度谨慎乐观。不少客户希望覆盖该地区，但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不完善，社会运作效率有待提高；二是汇率波动极大，以阿根廷为例，货币贬值幅度动辄百分之几十，账面盈利结算后可能转为亏损。 界面新闻：你曾提到中国企业出海的形态正在经历质变，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这个质变具体是指什么样的变化？ 黄晓明：这个变化还蛮明显的。我加入跨境支付行业比较早，2007年、2008年就开始做这行，当时整个跨境出海还是以实体制造为主，游戏和软件都不多。那时候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没有品牌，量虽然很大，但大都是中国白标产品、OEM等；二是客单价相对较低。 但从疫情开始往后，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在中国本地有更多品牌商户出海，比如徕芬、追觅、usmile等品牌。而早期那些OEM品牌出海业务在萎缩。这说明国产品牌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品质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同时，物流体验也在升级。早期很多都是从中国发货，海外收到货可能要一两周时间。但现在很大部分的商户都采用本地仓模式，消费体验和国内的淘宝、京东差不多，非常方便。 所以无论是海外消费者对品牌的诉求，还是对服务体验的要求，变化都很明显。这就是我说的质变——商户开始关注用户体验了，而不只是满足消费需求。原先可能因为消费者追求更高性价比，才选择海外购买。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中产甚至高收入者也在跨境网购。 界面新闻：中国企业出海目前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黄晓明：虽然说全球都在去全球化，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反而要求全球厂商到当地去部署。原先很多国家直接把制造环节完全放到中国、越南等地，现在则要求品牌到当地设厂、成立合资公司。这对中国出海企业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在于，本地部署之后可以真正变成一家全球化企业，服务、售后体验都会更好，成本方面却未必更高。 所以现在很多厂商开始全球化布局。追觅、徕芬这些品牌厂商有能力出海，他们知道哪些地方有当地消费群体，受众很明确，像徕芬的目标客户就是戴森的客户，所以他们去建厂、做广告、做投放，这就是他们的机遇。 风险方面，一旦在当地设厂之后，不同国家对支付、外汇、税务、数据安全的要求差异巨大，踩雷成本非常高。资金与风险管理复杂度也会提升，多币种、多账户、多主体、多业务线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的金融操作系统，很容易在汇损、流动性和内部风控上失控，都是对出海企业的考验。 界面新闻：在这种出海形态质变之下，从OEM到品牌出海，出海企业的金融需求产生了哪些变化？ 黄晓明：我觉得这对像我们这样的支付机构要求越来越高了。我2008年加入跨境支付行业，那时候大部分支付机构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甚至跟银行做得也一样。早期支付机构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传统银行为跨境出海企业的服务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光是效率问题就催生了支付机构业务。 但放到现在，只是比银行效率高，已经满足不了需求。经过近20年的发展，支付业务无论是收款、付款还是资金管理，整个体系都已经非常完善。 随着业务复杂度提升，很多客户已经意识到，仅靠扩张财务团队规模扩张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开始主动寻找能够自动匹配收款与发票，自动识别异常交易与合规模糊点，自动给出资金调度与FX优化建议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坚定投入AI与智能体金融（Agentic Finance）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金融需求的升级，正在驱动我们从一家跨境支付公司，走向一家AI原生的全球金融操作系统。 AI出海增速较快 界面新闻：请介绍一下空中云汇的核心业务。 黄晓明：空中云汇是一家致力于构建全球金融未来的金融平台，通过自建的金融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一体化的全球账户、跨境支付、资金管理和计费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打造 AI 原生的全球金融操作系统，帮助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像本地公司一样高效、安全地运营资金与业务。 过去，中国企业出海主要是把货卖出去，之后把钱收回来，更多停留在单点支付或收款工具的层面。随着企业出海需求的深化，尤其是品牌出海浪潮的兴起，客户不再仅仅满足于收付款功能。我们如今做的是一整套从全球账户、收单、外汇、资金管理，到计费与订阅（Billing），再到AI驱动的财务自动化的基础设施，帮助企业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像本地企业一样开户、收付、结算和运营资金。 另外，我们正在搭建两块AI能力。一块已经面向用户上线，我们称之为AI Assistant，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提问，让它带路、配置产品，甚至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帮你开账户、发卡、开通支付方式、检查收付款状态，把原本要翻很多文档和找客服的事情尽量收敛到一个对话窗口里。另一块是计划未来推出的T0 finance，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家初创公司提供CFO助手级别的智能服务，让AI先接管企业内部的财务。过去的财务系统只负责记账、报表和对账，人要登录系统、看报表、自己决策。我们希望把它变成由一组AI智能体去做CFO团队原来做的事，自动看现金流、做预测、核对费用、发起支付，必要时再把决策提交。这是把 AI 直接嵌入资金收管付和合规流程，让金融操作本身变得智能化、自动化。 界面新闻：从跨境支付机构的角度观察，我国AI出海情况如何？空中云汇如何服务AI企业出海？ 黄晓明：当前AI领域主要玩家还是以美国和中国为主，其他地区包括日韩的表现相对较弱。 大模型企业方面，我们服务了MiniMax和Kimi出海。他们的业务既有国内，但也面向海外用户提供订阅服务。 另外，我们也在开发Billing的To B的支付服务，适应全面拥抱AI的企业用户。 从我们的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国内大模型客户近期海外业务增速呈现几何级增长，尤其是春节后的爆发式增长非常明显。 在AI硬件方面，出海情况与大模型有些类似。虽然今年春节后AI行业进入高速爆发期，但整体而言AI仍然是一个快速迭代的全新领域。我们在AI硬件出海领域客户覆盖比较全面，包括AI眼镜、会议录音设备等相关企业，我们为他们提供海外支付服务，帮助他们的C端消费者完成付款。 我们现在提供了类似Low-code的解决方案，客户只需要输入几句话，简单录入几个参数，我们就能根据需求自动生成技术对接文档，客户把文档拷贝到自己的系统里，帮他配置好整个端口，使用体验已经比较接近OpenClaw的简洁风格。 界面新闻：国内大模型企业在海外市场实现快速增长原因有哪些？ 黄晓明：与海外大模型相关，我们国内大模型厂商的性价比明显更高，同时性能并不逊色。有数据显示，完成同样任务量的token消耗，如果使用OpenAI大概需要10到30美金，而使用DeepSeek可能只要几十美分，差距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巨大的成本差异也促使了国内大模型交易量的大幅提升。 界面新闻：空中云汇如何帮助AI厂商解决订阅支付的难题？ 黄晓明：目前在AI大模型消费上有两种主流方式。一种是按量计费（Pay as you go），就是消费者先充值，然后大模型公司根据token用量进行扣款，另一种是订阅模式，按月/年固定收费。 我们的订阅产品叫Billing，可以帮厂商生成完整的账单管理方案。比如第一个月半价、首月免费、次月全价，或者本月升级、下月降级，这些复杂的计费逻辑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配置完成。厂商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业务逻辑，我们就会生成对应的定价方案，并在下个月计费时自动扣款。这套Billing能力让我们成为全球唯二两家能够全面提供订阅管理能力的支付公司。 早期这种订阅能力都需要商户自己开发解决。就像YouTube会员、优酷视频会员那样，一个月套餐多少钱、体育会员多少钱、绑定电视终端会员又要加多少钱，逻辑其实相当复杂。出海商户也是如此，需要自己设计各种方案、编程开发，再对接到支付系统，投入很重。但现在无论是Kimi、MiniMax这样的大模型公司，还是应用层面的新兴订阅服务，包括很多规模只有几个人的中小AI厂商，他们不可能花大量资源去开发整套订阅支付系统。所以我们把这套能力完善地集成在平台里，厂商只需要把业务逻辑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帮他们配置好。对他们来说接入非常轻量，但获得的能力却很强大。 下一轮角逐在于AI产品能力 界面新闻：能否谈谈OpenClaw（龙虾）的兴起对支付行业带来了哪些变化，空中云汇如何抓住这一机遇？ 黄晓明：OpenClaw激活了很多厂商的支付需求。原先大家使用大模型，可能就是手机上下载一个豆包或其他免费软件，个人用户并不需要付费。但一旦想要在自己的本地电脑上部署OpenClaw，就必须购买API token——而这类采购原先主要是企业用户的行为，个人用户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当个人用户开始部署OpenClaw时，就不得不产生这笔费用，而这笔费用的支付需要两个能力支撑：一是用户自己需要有一张外卡，二是Kimi等大模型厂商需要具备外卡收单能力。所以我们观察到，春节后这些大模型厂商的外卡收单量出现了大幅提升。 针对这一趋势，空中云汇主要从两个维度提供服务。一方面，我们为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如果他们在公司内部部署OpenClaw，我们可以为他们发放全球各地的外卡，覆盖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市场。这样他们可以直接充值，用当地货币去购买token的充值点数，或是一些打包套餐费用。另一方面，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为Kimi、MiniMax等大模型厂商提供Visa、Mastercard的外卡收单能力，让他们能够接收全球用户的付款。 界面新闻：跨境支付企业下一轮的角逐是什么？ 黄晓明：我觉得下一轮角逐可能就在部署AI原生的全球金融操作系统上，并通过像Billing这样的产品，真正成为企业全球化商业模式的底座。这也是空中云汇未来几年会坚定投入的方向。坦率地说，AI发展很快，但支付是一个相对古老的行业——从有人类开始互动交易就有了支付，说穿了就是从货换货变成金融体系。现在主流的全球支付基于1960 年代到1970年代逐步形成的金融体系，无论是刚才说的电汇相关的SWIFT，还是Visa、Mastercard 搭建的卡组织网络，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产品。所以AI在这个行业的应用，目前大家都还在探索阶段。因为支付底层最核心的东西，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户，最关心的就是支付成功率、风险控制和平台稳定性，每家公司都有部署，都想做颠覆性优化，但大家都还在探索阶段。不过谁都不敢说未来在这三块不会有颠覆性变化，所以我觉得当AI能够完全影响到支付底层能力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点。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界面新闻记者 | 冯丽君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出海潮起，包括中国大模型厂商出海，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国内大模型企业近期海外业务增速呈现几何级增长，尤其是春节后的爆发式增长非常明显。”全球支付和金融平台Airwallex空中云汇中国区首席商务官黄晓明近日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透露。 热潮之下，中国企业出海的形态正在经历质变，出海企业的金融需求亦如此。 黄晓明认为，跨境支付企业的下一轮的竞争不在于谁多一个支付方式，而在于谁能率先把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升级为AI原生的金融操作系统。“这也是空中云汇未来几年会坚定投入的方向。” 从跨境支付机构看中企出海现状 界面新闻：从跨境支付机构的角度观察，目前中国出海商户的整体格局和主要市场选择有哪些特点？ 黄晓明：中国出海业务可以从实体物品和虚拟物品两个维度来分析，不同品类的目标市场有明显差异。 实体物品出海本质上是中国制造业向海外输出，涵盖消费品、电子产品及日用品等。这类业务与目标市场的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是首选目的地。欧美不仅消费能力强，物流体系也相对成熟。 相比之下，南美（如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市场由于消费基础、政策环境及文化特征等差异，还需要更多探索。 疫情加速了欧美消费结构的转型。原本以线下经济为主流的欧美市场，线上消费出现显著增长，亚马逊的体量增长就是典型例证。这一趋势在疫情后得以延续，线上经济持续增长。 虚拟产品和文化出海则以东南亚为核心辐射区，这主要受华人文化圈影响。游戏出海尤为明显，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华人聚居地区。文化娱乐输出同样以东南亚为主。欧美市场也会布局，但多选择从GDP较高国家开始。 疫情前，印度曾是中国出海的重要市场，无论是游戏等虚拟产品还是实体商品（如VIVO、华为、小米手机）都有很大体量。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印度市场波动较大，对很多游戏厂商影响较大。不过印度人口基数庞大，增长势头仍然非常明显。 在软件服务、SaaS及AI数据等领域，美国的消费能力尤为突出。 从整体来看，欧美仍是全球消费主力。东南亚和中东属于新兴市场，增长明显——东南亚胜在人口多，中东胜在消费能力强。 南美市场目前态度谨慎乐观。不少客户希望覆盖该地区，但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不完善，社会运作效率有待提高；二是汇率波动极大，以阿根廷为例，货币贬值幅度动辄百分之几十，账面盈利结算后可能转为亏损。 界面新闻：你曾提到中国企业出海的形态正在经历质变，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这个质变具体是指什么样的变化？ 黄晓明：这个变化还蛮明显的。我加入跨境支付行业比较早，2007年、2008年就开始做这行，当时整个跨境出海还是以实体制造为主，游戏和软件都不多。那时候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没有品牌，量虽然很大，但大都是中国白标产品、OEM等；二是客单价相对较低。 但从疫情开始往后，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在中国本地有更多品牌商户出海，比如徕芬、追觅、usmile等品牌。而早期那些OEM品牌出海业务在萎缩。这说明国产品牌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品质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同时，物流体验也在升级。早期很多都是从中国发货，海外收到货可能要一两周时间。但现在很大部分的商户都采用本地仓模式，消费体验和国内的淘宝、京东差不多，非常方便。 所以无论是海外消费者对品牌的诉求，还是对服务体验的要求，变化都很明显。这就是我说的质变——商户开始关注用户体验了，而不只是满足消费需求。原先可能因为消费者追求更高性价比，才选择海外购买。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中产甚至高收入者也在跨境网购。 界面新闻：中国企业出海目前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黄晓明：虽然说全球都在去全球化，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反而要求全球厂商到当地去部署。原先很多国家直接把制造环节完全放到中国、越南等地，现在则要求品牌到当地设厂、成立合资公司。这对中国出海企业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在于，本地部署之后可以真正变成一家全球化企业，服务、售后体验都会更好，成本方面却未必更高。 所以现在很多厂商开始全球化布局。追觅、徕芬这些品牌厂商有能力出海，他们知道哪些地方有当地消费群体，受众很明确，像徕芬的目标客户就是戴森的客户，所以他们去建厂、做广告、做投放，这就是他们的机遇。 风险方面，一旦在当地设厂之后，不同国家对支付、外汇、税务、数据安全的要求差异巨大，踩雷成本非常高。资金与风险管理复杂度也会提升，多币种、多账户、多主体、多业务线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的金融操作系统，很容易在汇损、流动性和内部风控上失控，都是对出海企业的考验。…

Anthropic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图片来源：Chris Ratcliffe—Bloomberg/Getty Images 风头正劲的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用户信任危机。此前，该公司旗下Claude AI模型被指性能显著下滑，遭到部分重度用户的强烈抵制。 这一风波让这家估值高达3800亿美元、据称正筹备IPO的公司措手不及。目前，Anthropic正紧急应对用户的集体不满，并试图平息外界对其缩减开支背后的动机以及服务承载能力的种种猜测。 “降配”引发的蝴蝶效应 众多开发者和重度用户表示，热门AI模型Claude近期性能大幅下滑：不仅越来越难以遵循用户指令，还会时而“偷工减料”，进行不合理的简化处理，甚至在处理复杂工作流时频繁出错。 投诉的矛头指向了Anthropic近期悄然进行的一项机制调整。为了节省处理请求时的词元（Tokens），从而优化整体推理成本，公司下调了模型的默认“推理努力度”。简单来说，单次任务处理的词元量越大，消耗的算力就越高。 业界普遍猜测，Anthropic正面临严重的算力瓶颈。尽管过去几个月其产品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但该公司官宣的数十亿美元级数据中心扩容协议数量，远不及部分竞争对手。 对于一直塑造更透明、更符合用户利益品牌形象的Anthropic而言，此次被指“暗箱操作”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在推进IPO之际，用户对Claude性能骤降的不满，以及对公司缺乏透明度的愤怒，很可能直接拖累其高速增长的势头。有用户指责称，Anthropic既未坦诚披露对Claude运行机制做出的调整，也未告知用户这些调整可能推高使用成本。 Anthropic拒绝公开回应《财富》就用户投诉提出的具体质疑。但Claude Code产品负责人鲍里斯·切尔尼在线上回应用户投诉时表示，此前有用户反馈Claude处理单个任务时消耗的词元过多，因此公司将默认“推理努力度”下调至“中等”水平。然而，大量用户反驳称，该公司进行此类重大调整时并未向用户做出明确的提示。 行业内的竞争对手也加入了质疑行列，认为Anthropic是因为算力不足刻意降低模型性能。事实上，随着“代理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市场需求增速远超基础设施的扩容速度，整个行业都面临着GPU成本高企和数据中心扩展受限的困境，人工智能企业不得不在产品优先级上做出艰难取舍。 种种迹象表明，Anthropic面临的资源限制比部分竞争对手更为严峻。 随着使用量增加，Anthropic近期多次出现服务中断，并在高峰时段实施更严格的使用限制，引发部分用户投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曝光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OpenAI营收负责人直言，Anthropic未能获取充足的算力资源是一项“战略失误”，相比竞争对手，其运营规模正处于明显劣势。 与此同时，Anthropic上周宣布已训练出一款名为Mythos的新模型，性能远超旗舰模型Opus。Anthropic强调，出于安全考量，目前尚未向公众发布该模型。但因其运行成本和算力消耗更高，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其算力资源短缺的质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Anthropic面临的审视折射出人工智能市场瞬息万变的竞争格局。 上周，Anthropic宣布其年化经常性收入（ARR）已达300亿美元，较2025年底的90亿美元大幅增长，令业界震惊。相比之下，OpenAI上月公布的月营收达20亿美元，即年营收达240亿美元。不过，两家公司的营收统计口径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无法直接进行对比。 Anthropic近期的增长得益于双重因素：起初得益于人工智能编程工具Claude Code的爆火，随后又因与美国国防部的争端获得大量消费者支持。在特朗普政府将Anthropic列为“供应链风险”实体后，甚至有大量用户从ChatGPT等竞品转向Claude。 Anthropic曾表示，这场争端源于该公司坚持要求美国政府在合同中承诺，不将其技术用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研发，或是针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 过去几年间，Anthropic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成为企业级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还在开发者和企业用户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如果用户对Claude性能问题的不满持续发酵，不仅有损其辛苦建立的口碑，甚至可能令这家公司在关键时刻陷入困境。 针对近期Claude性能问题引发的诸多争议，Claude Code负责人切尔尼称，旗舰模型Claude Opus 4.6已于2月初引入“自适应推理”功能，允许模型根据具体任务自主决定推理力度，而非使用固定的算力配额。他还表示，为解决争议，公司计划测试将团队版和企业版用户的默认努力度设为高等级，以便用户获得更深入的推理结果，即便这会消耗更多词元，出现响应延迟。 切尔尼驳斥了关于该模型被故意弱化的猜测，以及用户对此次调整缺乏透明度的投诉，声称相关调整均基于用户反馈，且已通过Claude Code界面内的弹窗提示用户。 “无法胜任复杂工程任务” 目前，争议最集中的产品是其增长最快的人工智能编程工具Claude Code。 Claude Code于2025年初上线，是命令行智能体，可在开发者的工作环境中自主读取、编写和执行代码。自推出以来，该工具已被个人开发者和大型企业工程团队广泛采用，用于完成复杂的多步骤编程任务。 近期Claude Code的性能变化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源于超微半导体公司（AMD）人工智能高级总监斯特拉·劳伦佐在GitHub上发布的一项分析。劳伦佐指出，调整后的Claude能力出现严重退化，“无法胜任复杂的工程任务”。 劳伦佐指出，2月底至3月初，Claude从“研究优先”模式（先理解上下文再修改代码）退化为更直接的“编辑优先”模式，调整后的模型在执行操作前读取的上下文信息大幅减少，出错率显著上升，且需要用户进行大量干预。分析还指出，模型在复杂工程任务中频频出错，甚至出现提前终止任务、推卸责任、无意义征求用户许可等行为，这与同期模型推理努力度下调直接相关。 Anthropic的切尔尼回应该分析表示，其中存在对部分数据的误读，并声称模型的推理能力并未下降，只是公司做出调整，导致用户无法再查看模型完整的“推理链路”。 不过，劳伦佐绝非唯一一个对该工具感到不满的人。 微软首席研究经理季米特里斯·帕帕伊洛普洛斯在X平台发文称：“过去两周，Claude Code的使用体验令人极其沮丧。即便我已经将推理努力度调至最高，但它仍极其粗心，忽略指令，反复出错。” 编者语： · AI企业将技术领先作为竞争优势时，必须匹配坚实的基础设施投入，获取充足的算力资源作为战略储备，否则增长速度可受限于资源瓶颈。 · Anthropic为优化成本暗中下调AI的“推理努力度”引发用户强烈不满，凸显了科技公司在追求盈利时若牺牲透明度与产品一致性，将损害辛苦积累的品牌口碑和用户信任。 · Anthropic在筹备IPO的关键节点遭遇性能口碑下滑与算力质疑，揭示了高增长科技公司面临的资本困境：在脆弱的基础设施现实面前，高昂的估值预期将经受考验。（财富中文网） 财富中文网对原文有删减和调整 译者：中慧言-王芳 编辑：魏雨彤 财富中文网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财富媒体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及/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苹果、谷歌和OpenAI，Palantir的亿万富翁掌门人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表示，在他执掌的这家人工智能公司工作，才能拥有“科技界最具含金量的履历”。图片来源：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Getty Images • 尽管拥有三个学位，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早已对高等教育感到厌倦。这位亿万富翁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抨击哈佛和耶鲁等顶尖大学，称一旦加入Palantir，学位便不再重要：“这绝对是科技行业最具含金量的履历。如果你加入Palantir，你的职业生涯就有了保障。” 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Z世代不仅求职艰难，还普遍背负着巨额学生贷款。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承认，攻读大学学位或许只是徒劳，不少商界领袖也持相同观点。 Great Place to Work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布什（Michael Bush）此前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如今的头部雇主“甚至不再谈论学位”，“他们关注的是技能”。 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是最新一位公开质疑传统教育价值的企业高管。 “无论你是否上过学，毕业于普通院校，还是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只要你加入Palantir，你就是Palantir人，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其他标签。”卡普在2025年8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这位58岁的掌门人补充道，公司正在打造一套全新的、“与阶层和出身无关”的资历认证体系。 他表示：“这绝对是科技行业最具含金量的履历。如果你加入Palantir，你的职业生涯就有了保障。” Palantir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一群渴望“改变历史进程”的员工 Palantir目前每季度营收接近或超过10亿美元，仅2025年一年，其股价就上涨逾100%。截至发稿，公司市值超3160亿美元，较2025年秋季4750亿美元的峰值有所回落。 在卡普看来，Palantir崛起的秘诀，从来不是靠奢华总部吸引人才，也不是靠招揽常春藤盟校的精英人才，而是打造了一支不以名校文凭为重的员工队伍。 Palantir首席技术官夏姆·桑卡尔（Shyam Sankar）也持相同观点。得益于公司近期市值飙升，他去年跻身亿万富豪之列。 桑卡尔去年8月表示：“我们能够吸引、留住并激励那些真正渴望在这里改变历史进程、潜心攻克难题并推动成果落地的人才。” Palantir对现有教育及人才培养模式的鄙夷并非仅停留在口头层面。卡普及其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一直支持奥斯汀大学（University of Austin）。这所新建的四年制高校以倡导言论自由和“反觉醒主义”精神为荣。 《财富》杂志已联系Palantir寻求置评。 Palantir一边吸引年轻人才，一边计划裁员 Palantir目前正在全公司范围内开放数十个岗位，涵盖产品开发和美国政府相关岗位，同时设有多个专门面向实习生和应届毕业生的职位。 值得关注的是，该公司去年还设立了“菁英奖学金项目”。这是一个为期4个月的带薪实习项目，面向那些对接受高等教育心存疑虑的高中毕业生。项目录取完全基于“个人能力和学业表现”，但申请者的考试成绩仍需达到常春藤盟校的成绩要求，包括SAT不低于1460分、ACT不低于33分，两项考试均需挤进前2%。 卡普表示，设立该实习项目，旨在直接应对“大学录取制度的缺陷”。 “美国许多高校录取标准缺乏透明度，已背离了英才教育与追求卓越的理念。”Palantir的招聘公告中写道。“最终的结果是，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因主观、肤浅的评判标准，被剥夺受教育机会。在背离英才教育的当下，校园已成为极端主义和混乱的温床。” 卡普在2025年2月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你在中小学和大学学习的关于世界运行规律的知识，在认知层面存在偏差。” 表现优异的实习生将获得全职岗位的面试机会。招聘公告中写道：“告别助学贷款，摆脱思想灌输，获取Palantir学位”。 然而，这些被招揽的年轻人才参与开发的项目，最终可能导致自己被人工智能取代。卡普去年承认，他希望裁减500名员工。 卡普在2025年8月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我们计划在实现营收持续增长的同时，缩减员工数量。这是一场颠覆性的、极致的效率革命。我们的目标是实现营收增长10倍，同时将员工人数控制在3600人。目前我们共有4100名员工。”（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 • Palantir CEO Alex Karp may have three degrees to his name—but he’s fed up with higher education. The billionaire took a shot at elite universities, including Harvard and Yale, during one of his AI firm’s earnings calls, saying degrees don’t matter once you land at Palantir: “This is by far the best credential in tech. If you come to Palantir,…